（5）波斯货。
也叫波斯烟土。从伊朗采购，每两只花五六角钱。在广东抛售，每两1，2元至1.3元，可得一倍利。烟味比贵州、广西烟土浓厚，价钱较低，一般烟民乐于吸食，有时供不应求。
第九区各售吸所，每天销售烟膏十二三两到20两。每隔三四天到专门熬制烟膏的区土膏店领膏一次。区土膏店煎膏时，如煎广西和贵州烟土，要掺30%的烟料。如煎云南烟土，要掺40%甚至一半烟料。掺烟料，实际是掺假。其中有香港运进的“波斯料”及猪皮膏。波斯料每两2角，颜色跟烟屎差不多。猪皮膏价钱跟波斯膏一样。这种烟料不能掺入烟土同煎，只能充入煎好后的洋膏。当时第九区的土膏店每月承销烟土定额为3万两，加入烟料以三成计算，即9000两，连烟土共3.9万两。每两烟土1.2元，每两烟料2角，成本合计3.78万元。每两烟膏价4.5元，3.9万两即值12.285万元。除去40%的烟税，每月可获纯利5万多元。
而售吸所从土膏店领回烟膏以后，还要再掺入猪皮膏或波斯膏三成左右。另外，售吸所每销售100两膏，可收回40两烟灰，每两烟灰价3元。售吸所每月将烟灰收集起来，卖给区土膏店时，常常掺入二三成波斯料。一处售吸所，一个月若销300两烟膏，施展种种手法，大约可获利近千元。区土膏店和售吸所，你糊弄他，他糊弄你；最后被糊弄者是鸦片吸食者。这些舞弊现象还是在区禁烟专员和县禁烟委员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呢，有时甚至是“专员”、“委员”跟土膏店、售吸所串通作弊。
广东省各售吸所招徕生意的一个“高招”，是雇用下等妓女或私娼招待烟客，广东人称这类妓女、私娼为“烟花”.广州市的花地和芳村，海南岛海口市的白沙区和竹林村，琼东县的嘉积市，海康县的南门外，高州的梅菉市，电白县的水东市，阳江县的织菉市，台山县的新昌市，曲江县的东西河坝，汕头市的郊区，饶平县的黄岗市等地，都有烟花。大的售吸所用四五名，小的用二三名。
烟馆要向“禁烟”机关交两种税，一为销售税，一为红灯税。销售税就是出售熟膏（供烟民回家吸）所交的税。红灯税，是指烟馆内点着红灯供人吸烟所交的税。出售每两熟膏应交的销售税，是出售每两生烟应交税的一倍。红灯税按床位计算，每张床点一盏红灯，每月应交税是每个烟民每月应交税的一倍。生烟税和烟民税并不固定，因而烟馆销售税和红灯税也是经常变动的。
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
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点，全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
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号，每年可收7000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个数字。1917年至1934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至少有310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年时，四川有瘾民4000万。
国民党政府从下级机关到高级机关，官员、职员抽大烟的不少。有的衙门以内就摆着灯盘，当官的竟堂而皇之地在衙署内烧烟。
有个叫徐剑秋的人，曾当过四川省理番县县长。他终日一榻横陈，连公文也要吩咐人捧到烟榻前阅看、处理。靖化县有一名县长叫刘绍绪，人称他当县长时，靖化县府有12支枪，除他本人是老枪外，15名职员中，有11人是瘾客。
四川省各机关因公务人员抽大烟的多，上午11点还没有人上班。有一段时间，四川曾发起准时上班运动，规定上午8时上班，12时下班，下午2时到6时办公，要求公务人员不要迟到早退。但不过是会上喊喊而已，公务人员的积习是难以改变的。1937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各机关公务人员出具不吸鸦片的保证书，但高级官员不在此例。1938年，四川省府又对各机关公务人员是否抽烟进行了一次大检查。重庆区检验大员是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70多岁的褚慧生。他亲自带领两名医生，一个机关一个机关地检查。每到一处，便坐在办公桌前，让两名医生分站两旁，秘书一人执笔记录。机关职员排成单行，缓步走向办公桌前，一名医生察看职员脸色，看是否带有“烟容”（抽鸦片者面孔黛黑）。另一名医生检查职员瞳孔，看是否放大。根据医生检查，判断这个职员是否吸鸦片，并把结论在名册上注明。如被怀疑吸烟，该职员所在机关便要将其送戒烟医院，作进一步检查。但这不过是演戏而已。己不正焉能正人？高级官员吸烟，又怎样去号召低级官员戒烟？低级官员烟瘾很深，又怎能给公务人员做禁烟表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