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做几百、上千担生意。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生意。帐面资金总额最多时达二三千万元。土行在各地存货最多时达1万担以上（1000担可供30万人吸一年）。
鑫记土行开张2年多，总计获暴利200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红利为股本8倍。职工（仅10几个人）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
1937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成立统收处，将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每月将烟土逐级分摊下去，直到每保每甲和每个烟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只得关门。
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政策改变，取消官方垄断，允许商营。鑫记土行跟成都帮周云章、江津帮王政平等10多家土行合并，成立庆康土行，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着名的恶霸地主，在西南原有不少分庄，并有二十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作后台。鑫记跟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庆康后，资本扩充为200万元，在省内各产、销区开了40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全部控制了川省烟土的内销。同时发展了省外的业务。职工有一二百名，另有加工烟土的烟匠几十人。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在省内外各码头购买烟土2万多担，其中单在贵州就买了8000多担。从鑫记创办到庆康结束，不到5年，就获利五六百万元。曾俊臣作为庆康的经理，获得了鸦片大王之称。曾俊臣跟人谈到他拥有的财产时说：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川盐、美丰、川康等11家银行，他参加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在威远、重庆、成都的田地，每年可收租几千担。连他的徒弟王政平，也跟着他贩烟而成巨商。
曾俊臣赚钱的主要法门是结纳权贵，将其拉入贩烟冒险事业。这正如他30年以后所说：“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次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障碍。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共，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例如，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收获、市疲价低，大量进货。但是吃胀了，行市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李详细告诉他当时川省烟土产量和省内外销量等数字，及当局的政策方针。曾俊臣听后放下心来，认为产不足销，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乘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抛出存货，获得每天近10万元的暴利。那次增税前半个月，就有一个叫唐华的人，将增税的经济情报透露给曾俊臣。唐华那时任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曾俊臣得报，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10月19日果然成都来电，从次日起，每担烟土税由原来的300元，增加到700元。这个消息当天被重庆查烟查缉处处长周克明走漏出去，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2个小时交库税款达200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特地从成都到重庆来处理此事。因李是鑫记土行股东，鑫记交的税又是在增税前半个月就办好了手续的，便没有补税。按新税率，鑫记少交三四十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送了唐华5万元的“包袱”.
（2）沪上鸦片巨商。
上海的鸦片市场被广东潮州籍的烟商垄断达60年以上。潮籍烟商中最着名的是郑四太爷和郭子彬，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另有一些人也积资至数十万。郑四太爷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兼导演郑正秋的祖父。他周围团聚了一批江湖上人，如武馆教头等，很有一些势力，因而成了上海的潮州人的领袖人物。英帝国主义看中了他，委托他推销鸦片。他由此而发财致富。不少潮籍商人，凭借郑四太爷的关系，转而经营烟土，形成强大的潮州鸦片集团。在国民党实行鸦片专卖之前，郑四太爷创办的郑洽记始终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
郭子彬，厨子出身。后来开办了郭鸿泰土店。他经营有方，亲自站柜台，在烟民中颇有信用。他的柜台上每天蹲着一只白猫，很多顾客就以白猫为记，买烟土要买柜台上蹲着白猫的土店的。郭鸿泰逐渐跟郑洽记齐名沪上。
除郑、郭两家外，郑永康、郑宝成、郑宝泰、李裕康、陈源大、陈有利、蔡益源等，都是潮州籍的沪上鸦片巨富。潮州烟商从怡和、沙逊、哈同及后来的洋药公司购进烟土，加工成熟膏，以批发或零售方式在上海英租界、华界及浦东等地区销售。另外，还把烟土运至长江流域各省推销。潮商各有各的运销路线和范围。如李裕康专走安徽线，郑永康专走镇江线，等等。
潮籍烟商跟英帝国主义勾得很紧，但不敢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吃过日本人的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推销云土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200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60%.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是一台破旧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40%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倒闭。“胜洋”成了“败洋”.
潮商得了教训，决定直接到伊朗采购鸦片。大约在1920年，潮州烟商跟挪威商船的华人买办、潮州人郑宜宾合作，筹集现款100万元，组成信远公司。郑宜宾任经理。他向挪威买了一艘2000吨的旧轮船，取名“亚琛”号。郑宜宾亲自乘着这艘船，到伊朗购回了500箱红土。船离上海不远，突然接到上海英租界当局通知，红土不能运进租界（事先曾与上海英租界打通关节）。郑宜宾在海上进退失据，一筹莫展。信远公司的股东们，通过山东政客刘大同，买通了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亚琛”号于是开到青岛。渤海舰队因内部分赃不均，发生内讧。温树德要“亚琛”号马上驶离青岛。信远公司又出重金买通驻扎淞沪的浙军第四师陈乐山部，把“亚琛”号开到吴淞口，把全部鸦片存放在该师在龙华的炮兵团部。不久，卢永祥、齐燮元在上海一带开仗，信远公司不得不再出一大笔钱，通过杜月笙疏通，把红土运进法租界。信远的这批红土虽然经过很多波折和风险才运进上海，但仍获利甚丰。当信远公司的第二批红土由伊朗运回上海时，法租界变了卦，不准“亚琛”号将烟土运进法租界。郑宜宾大使手腕，买通了进驻上海的张宗昌部第一旅旅长程国瑞，将红土全部存放在吴淞炮台。交换条件是，郑宜宾负责在上海为程国瑞推销从北方带来的大批边土（热河等地产）。
信远公司解散后，另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公平公司，资金1000万元，股东包括全部潮籍烟商，仍由郑宜宾任经理。公平公司成了上海烟土托拉斯，所有土行、土店存货，统统交给公司经销。每天公司开盘挂牌，公布鸦片市价，由各土行、土店承销发卖。正当公司经理郑宜宾盘算着如何扩大鸦片经营，待财力更加雄厚时，转而投资银行、工厂等等之时，公司从伊朗运回的第一批红土，竟因不能熬成熟膏（俗称“过笼”），不能销售。郑宜宾几次派人到伊朗交涉，都无济干事，只得以很低价格卖给日本人，供其炼制红丸。公平公司受了巨大打击，很快倒闭。上海的潮州烟商的势力由极盛而迅速衰落。烟馆营业。
解放以前，无论产烟区还是非产烟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有很多烟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