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帮上路时，常常有很多个体烟贩随同出发，他们结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有时人数多达1000以上。他们带着各种货物和现款，到了目的地，就把货物交给当地商号出售，或径自在大街设摊，以货易货，换回鸦片。据黄绍竑讲，有一个烟帮，一次贩运烟土50多万两。
（2）军队护运。
烟帮武装贩烟，还常常“祸生不测”.因鸦片表面上是违禁品，任何人都有权将其“缉获”，故烟帮私贩的烟土，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府、军队、土匪拦截。为确保安全，烟帮常托庇军方，借军队作更有力的保护。请军队护送，实则就是要取得当地驻军的许可。军方派少数象征性的武装就够，当然必要时也要出动足以应付事变的部队。
1920年冬天，团长马晓军的一个营进驻广西百色。两个多月后，他的一个连就干起护送烟土的勾当来。头一批大约10多万两，收取保护费3万多元。连长没有按惯例将保护费的大部分分给上司马晓军，而是只给他一小部分，马晓军把连长找去训斥了一通。他说：“有人报告，你派兵护送鸦片烟土，得了很多钱，还讨了’老举‘（妓女），我以长官和父执的地位警告你，如果以后再是这样，就要成为阶下囚的。”那个连长心想：我护送烟土难道你不知道，还要等人报告吗？不过因为分得钱少了，骂骂吓吓，好让我多送一些钱就是了。横直他不敢向上头告我的，因为他自己也有份。真把我撤差关起来，我把他供出来，他也脱不了干系。该连长不但不收敛，反而放开手脚大干，只是多分给马晓军一些钱。自此，马晓军对该连长派兵护送烟土的事听之任之。
军队护烟也不是万无一失的。马晓军的另一个连长派一排人去护送烟土，在途中被某司令将烟土劫去，一排人的枪也被缴了。马晓军不敢派兵去夺回烟土，但又舍不得那几十支枪。于是向某司令求情，要回了被缴的枪支。至于烟土，那就该烟商倒霉了。
军队的保护费由烟帮头子作中介人，与军队、烟商双方事前议定。云南、贵州等地烟土运到广西百色，每两保护费3角。百色以下，又有各段的保护费。统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保护费毫洋六七角。保护费的大头归军队所得，剩下的归烟帮头子。如云贵的烟土运到百色，每两保护费3角中，军队得2角或2角多，烟帮头子得1角或不到1角。
（3）军队包运。
军队护运，不如军队包运来得保险。军队运烟，可以逃免税收，这实际上就是走私。四川对外交通，旧时只有通宜昌一条水道。宜昌设有特税处，专收四川出境的烟税。烟税税率，初为每担1200元，后增至每担2000元，军队包运，每运一担，即赚得应交税款少则1200元，多至2000元。如一次运100担，最多时可净赚20万元。商人将烟土委托军队包运，有时只需付给应交税款的一半。既安全，又省钱，商人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军队包运，须持军长或师长的护照，还须跟宜昌特税处打通关节，代价是分给特税处“私包袱”.为便于运烟，四川的军长、师长们在宜昌等地大多设有办事处，实则是运烟机关。四川、湖北之间，四川军官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名曰“办事”，实即运烟。他们都很富有。
军队调防，被认为是走私鸦片的绝好机会。范绍增师由四川移驻湖北江陵。该师团长、营长随带烟土很多。初到江陵，即将所带烟土抛出，市上烟价大跌。烟民们私相庆贺，说道：“范师长来得好，我们吸点便宜烟。”不仅地方驻军运烟，而且国民党军政部也这样做。如吴铁城跟陈学谈合伙走私烟土，为避免沿途地方官吏和缉私机关的检查留难，特请军政部（时何应钦任部长）派出全副武装的宪兵一连，将烟土由云南护送到广东遂溪县寸金桥广东省政府（贩烟）办事处。运烟的担子上贴着盖有军政部大印的封条。
（4）外国人代运。
起先，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特权，用商船、军舰替商人向内地运输鸦片。民国年间，帝国主义又反过来，替四川、云南、贵州、热河、甘肃、新疆等地的军阀、官僚，将内地生产的大量烟土运向沿海各省销售。云土主要由法国烟贩经越南运香港、上海；边土（热何等地出产）多由日本烟贩转运华北、东北；川土和部分黔土，多集中重庆，由美、英、日的“太公”、“怡和”、“日清”、“其昌”洋行和轮船公司，从长江东运。沿途虽关卡重重，但外轮享有特权。按规定，检查不出违禁品，要按误点赔偿损失，所以军警一般不敢开舱检查。
轮船以外，帝国主义还用飞机代运烟土。国民党政府跟英国合资办的欧西航空公司，就干私运鸦片的事。中国另三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以上两公司由国民党政府办）、陈纳德公司（美国退役空军军人陈纳德办）也都这么干。1946年7月，重庆上空坠落一架从西昌飞来的飞机，19名乘客全部身亡。其中有西昌行辕政治部主任张敦品、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刘开谱等。清理遗物发现有鸦片400余两。
旧时经营烟土这一行，称为“特业”，从事特业的商人，称为“特商”.向特商征收的税，称为“特税”.名称都冠冕堂皇。
特商特别在哪里呢？除了经营的货物是毒品以外，还有三点：跟官僚、军阀及社会上恶势力勾结特别紧密；特别富于冒险精神；特别容易暴富。现介绍一些着名的特商。
（1）重庆的曾俊臣。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30年之久，当过10多年重庆盐帮会长。1935年至1939年从事特业，短短5年，获得巨额暴利。据他自己说，他当时是“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曾俊臣长期经营盐业，有着复杂的社会联系。他跟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吏和驻军上层过从甚密。特别是，他在盐帮会长任上，为刘湘一伙垫军饷，邀“包袱”（代为索贿），深得刘湘等人信任。曾俊臣曾夸口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后来，曾还结纳了一些国民党中央要员，如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他有手腕，后台硬，所以从事特业很快闯出局面。
1935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待业，给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来防止烟土走私。乘此机会，曾俊臣和李春江（货物税局局长，后来两次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合伙组织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合起来，取名“鑫记”.股本总额10来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