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逊洋行利用贩卖鸦片赚来的巨款，在上海滩大搞地产投机，建立了巍峨宏壮的沙逊大厦（即今南京路和平大厦）。哈同洋行的老板本是沙逊洋行管仓，他在沙逊洋行服务期间，熟悉了鸦片贸易的门径，逐渐另起炉灶，成为与沙逊匹敌的巨商。哈同无子，晚年将产业转卖给沙逊洋行，价值1700万元。现上海静安寺路爱俪园，即当年哈同所建。
沙逊、哈同等洋行销售的，都是印土（印度鸦片），一般分两种。一种叫“大土”，潮州人称“公班”，每颗重3磅，用烟叶包裹，黄黑色，形状像足球。质地较软，质量上乘，供贵族、官僚吸用。民国初年，每两价格高达光洋3-4元。另一种叫“小土”，潮州人称“加尔加答”（加尔各答的讹音。因产于印度加尔各答故得名）。每颗重1磅，黄黑色，质地较大土坚硬，质量亦稍次。价钱最高时每两2元。沙逊、哈同两洋行在上海售出了多少鸦片，现无确切数字，但有一条资料是确凿的。在“洋药公所”（鸦片交易所，1885年以后成立）开设后的大约20年间，沙逊、哈同两洋行通过洋药公所成交的鸦片达40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2000万两）。
英国在上海独占鸦片市场，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联合抗议，并在报刊上揭发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贩卖鸦片，还告到国际禁毒会。英国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土行、烟馆随即将招牌全部收起，门口站岗保护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还不时派出巡捕，进行突击搜查。似乎禁烟是认真的，成效是显着的。但这不过是演戏，是为了掩人耳目，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招牌收起，营业照旧，站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突击搜查，事先都曾“知会”.英租界的华人探长王松涛还跟所有烟商串通起来，通同作弊。他跟他们讲定：作为探长，他不得不做点样子，装作雷厉风行，到处检查，逮捕烟贩，严惩不贷；作为烟商，要跟探长合演好这台双簧戏。于是，烟商们出钱收买一些流氓、无赖，让其怀藏烟土（假货或次品），故意藏头露尾，供巡捕当场抓获，解公廨（租界法院）审讯定罪，判处徒刑。烟商付给被捕的“烟犯”扮演者的酬金每日5角、6角不等。刑满释放之日，除付清酬金外，还发给奖品，有棉衣、单衣等。烟商们破费不了几文钱，便可照做烟土生意。租界当局则由此捞到了不少资本，可以在报纸上大做特做文章，说他们查缉工作如何如何有成绩。
对英国在上海公开贩卖鸦片提出强烈抗议的美、法、日帝国主义，其实也是穷凶极恶的贩毒者。当着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不便公开运进上海，英国在上海的鸦片贸易多少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看准机会，从伊朗运来大批波斯鸦片。这种鸦片用红纸包裹，呈长方形，称为“红土”.每块重1磅，价格低于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会便血。红土在上海竞争不过印土，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大幅度降低红土价格，印土“公班”每两售三四元，红土仅售三四角。日人还到内地开辟市场，东北全部、华北一部的鸦片贸易，都被日人垄断。大连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长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销鸦片的范围。印土终于竞争不过红土，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见到英、日在中国贩卖鸦片攫取了巨额钱财，法帝国主义红了眼，便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转运至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1920年以后，原在上海英租界经营鸦片的潮州烟帮，因与英租界当局发生矛盾，转到了法租界，在宝裕里、升平里开设土行、土店数十家。上海贩毒中心逐渐从英租界转到法租界。法租界当局向潮州烟帮开办的土行土店征收的鸦片税，每月在12万大洋以上。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上，美帝国主义是后来者。它却想出了一个“高招”，来跟把持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角逐，这就是制造和贩卖毒性更大、获利更多的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鸦片中约含吗啡10%.海洛英是吗啡的衍生物。这两种毒品，便于吸用，为烟民们、尤其是上层烟民所喜好。美帝国主义就是用它们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且“后来居上”.
日本帝国主义从美国制造吗啡、海洛英得到启发，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推销于东北各地。大连是红丸制造中心，后运进上海，销售到长江流域。抗战时期，日伪占领区的红丸泛滥成灾。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跟英国签定条约，规定禁运印土入华，中国亦自行禁止种烟。以10年为期递减禁绝，期满由中英两国派员联合调查。如在中国境内发现烟苗，则中国须赔偿英国在禁运鸦片期间所受损失。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下令全国禁种鸦片。云南、贵州土质适于种植罂粟，是中国鸦片主要产区。一纸令下，贵州除了交通要道两旁一里左右未种以外，其余地区照种不误。10年很快到期，北洋政府为履行上述条约，于10年期满的前一年，即1916年，特令云、贵二省妥拟办法，厉行禁烟，加紧检查清铲，以应付英国派员会勘。两省当局规定，两省所属地区，如会勘时发现一株烟苗，种烟者处以枪决，主管之团乡董及县知事亦均处以枪决。正在两省加紧准备时，英国政府派定驻中国汉口领事窦尔慈为云贵两省会勘专使。
1917年初，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特调精通英语的三名县知事为禁烟专员，他们是炉山县知事沈仲堪、平舟县知事陈昭令、调潭县知事陈时济。省府调取各县特产珍品；多方寻觅、高价收购白狼皮两张；还待制赤金餐具，以便招待和馈赠即将到来的窦尔慈。不仅如此，省府还通令各县知事，搜罗民间珍藏古物及境内着名特产，待英国专使进入县境，即予奉赠。镇宁县知事接到命令，把民间所藏的诸葛铜鼓找了出来，以备到时献给英使。
英国专使窦尔慈在中国多年，对内地情况较为熟悉。他被委为专使后，立即委托在贵州的英法籍传教士秘密调查贵州禁烟情况。得到传教士的详细报告后，窦尔慈便于2月启程，经重庆抵贵州松坎。贵州省长刘显世指定的三名专员及招待员王恩锡已恭候多时。窦尔慈一到，王恩锡即献上礼品，专员沈仲堪还凑上去为窦尔慈擦火点烟。
刘显世很清楚，烟苗被清铲的，只是大道两旁狭窄地区，全省广大地区，处处都是绿油油的烟苗。为防英使离开大道，闯入烟区，刘显世特命在大道两旁的叉路口驻扎军警。如英使要转到小路，军警即报：“前面有匪（实即烟苗），正在清剿，暂请勿往。”为使窦尔慈相信，小路两旁也没有烟苗，贵州的专员命乡董、壮丁火速找出几条两旁没有种上烟苗，或突击铲去烟苗的小道，陪窦尔慈前往会勘。其实贵州省的种烟情况是瞒不过窦尔慈的，只是因为贵州省府及各县对他侍候得好，他才给予面子，专拣大道而行。跑了些地方，便夸奖道：“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又说烟土收割季节将近，还要去云南，就不及巡视贵州全省了。窦尔慈满载礼品，在贵州专员陈昭令等陪同下，取道安顺、兴义，去了云南。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算是结束了。
帝国主义是中国烟祸的祸首，他们还要假惺惺地调查中国的禁烟。
进入民国以后，从表面上看，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法律是一概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没钱的变着法子在吸，有钱的堂而皇之的在吸。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除了国内年年大批生产以外，帝国主义者还不断从国外运来。
更坏的是，各省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军阀要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就要有大洋。而种贩鸦片，是攫取钱财的妙法。于是军阀们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勒征苛税。不但如此，军阀部队还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
四川的大小军阀都从事贩毒，甚至用鸦片炼制吗啡。二十一军就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成虎当科长，他勾结帮会，公然在军事机关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刘湘手下有个师长叫蓝文彬，也制造“粗子”.他身边有一名青帮大流氓叫刘颐章，专门为他在上海和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年在蓝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万多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