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社月笙的烧“冷灶”，也不尽是指望这些人日后飞黄腾达，而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以低廉的代价换得失意者对自己的捧。抗战时在香港，他供给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史人参、药品和家用，死后为其营葬。还招待过苏州耆宿张一麔等。此类事甚多。杜曾这样自我表白：“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偿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趋热门”.就是结交正在得势的权门显贵。对于帮会流氓来说，“冷灶”不可不烧，“热门”尤须要走。因为走热门更加近便，可更快奏效，但难度也更大。第一条是要舍得花钱。比如杜月笙一听说某某官员来看他，就从抽屉里捡出庄票，袖着去会客，视来人的声望、地位，多则奉赠万元，少则三五千元。
有时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预先探听贵客嗜好，以便投其所好。好古玩者则送以金石书画；好宝物者则投以珠玉宝器；有阿芙蓉癖，则奉赠上好烟土；等等。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他立刻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杜又买一架飞机送他。在当时，送人飞机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报纸上为此事大吹特吹，正好达到他趋热门和出风头的两重目的。其他像送人以汽车、小老婆等，更是平常事。好些国民党军政要人在上海公馆用的汽车都是杜月笙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杜也送给汽车等物。
捧场面。就是拍马屁。善于广为结交各种人物的帮会流氓，都精于捧人之艺术。其高超之处在于，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杜月笙捧孔祥熙就是一例。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便转而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此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只要把这笔钱交与向传义等就行了，但他偏绕个弯子，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地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吃饭。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忙之类的话，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这样，为四川募捐救灾这件事，就变成是遵孔祥熙之命办成的了。“乌鸦吹捧杜鹃是为了杜鹃吹捧乌鸦”，杜捧孔换来的是孔捧杜。
1947年杜的两个儿子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孔当证婚人。孔当着参加婚礼的1000多人的面，赞扬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行贿赂。帮会流氓在经营不法事业的过程中，若遇到障碍，就常常用行贿的手段打通关节，解决难题。黄金荣的门徒史雨春曾是上海糖业的领袖，伙同糖商从台湾运来食糖，多次逃税，被伪税务局查获。伪税务局将糖行老板扣押，抄走了200包蔗糖，还要罚款5亿元，查处史雨春。史就找黄金荣想办法。黄金荣便派人陪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送去3万元现钞，5根金条。第二天，周佛海就打电话给黄金荣，叫黄今夜就派人到仓库去把200包糖搬走，税务局方面他已通知，只要补税，就不罚款了。后来黄就按周佛海的办法处理，事情果然顺利解决。再举一例，抗战期间，杜月笙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贩子谈生意，一次就接洽3000万元的定款。戴笠做他的坚强后盾，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但他承揽的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无法交货，他便去重庆找戴笠，催促他履行合同。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通过。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大宗毒品运出蒋管区，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而财政部长孔祥熙和戴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杜到重庆后，得知这一情况，便开了一张500万元的支票派人送给孔祥熙。孔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得知孔祥熙收下支票，立刻用电话通知戴笠：“货物马上准备起运。”同时与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就到手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辆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广西镇南关交货。这便是贿赂的神通！
讲“义气”.“义气”不仅是帮会的内聚力，也是帮会流氓广为结交社会各种人物的手段。自然，“义气”也不是空谈，首先表现在肯花钱上。“黑心钱大家用”，这是帮会义气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点上，杜月笙比起其他流氓头子，似乎高出一筹。就说春节发压岁钱吧，每年阴历腊月甘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就给他预备2000个“红包”，200个金“四开”.春节一大早，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恭作揖的。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不到年初三，2000个“红包”就发完了，还得补上800来个，方能应付。这样光压岁钱每年就花几万元。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还有这样两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和范绍增打牌消遣。范原是四川军阀刘湘部下实力最雄厚的军人，刘死后投靠蒋的，一夜的“方城之战”，范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在银行的存款，就要空去大半。范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瘾的杜。杜笑着说：“白相相，老哥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毕，就在烟灯上焚毁了。还有一次，杜和川帮一个大财阀打牌，一场交锋，那个财阀输了二三百万元。支票递到杜手中，杜连声说：“笑话，笑话！”就手撕成碎片。此类事件传开以后，重庆的官场泛起一片赞扬声：杜月笙真“四海”，够朋友，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
经营不法事业造成的经济实力，辅之以在流氓社会练就的巧妙手段，遂使帮会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宛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了。
人但知林则徐之前及林则徐生活的时代，鸦片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不知民国时代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比林则徐在世时犹有过之。
林则徐身后，鸦片问题为什么会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呢？
印土、红土、海洛英。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万斤。销烟开始的日期6月3日，后被定为戒烟节。林则徐亲自配制的戒烟药丸，则被后人奉为戒烟妙药。
在林则徐逝世以后，鸦片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不仅红土、清膏（均是鸦片）源源输入，而且国产烟土（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场。林则徐生前所说关于鸦片流毒足以亡国灭种的话，促使爱国的人们深长思之。很多有识之士继续为禁烟而奔走呼号，抗争不息。
1904年成立的去毒社曾在福建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在清末社会，要消弭百年烟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进入民国以后，想不到情况更糟。民众要禁烟，官府要种烟。烟贩托庇于兵、匪，兵、匪加入了贩烟队伍。犹如江河之堤已溃，洪水不可阻挡，烟禁一开放，烟毒便泛滥、肆虐。
在旧中国纵毒的主要反动势力之一便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租界特权和内河航行特权，将制毒、贩毒的机关布满中国。上海是他们公开推销鸦片的主要基地。
英国怡和洋行，垄断上海鸦片贸易达30年之久。销售范围包括长江流域各区，销售总量，共计约100万箱（每箱1000两）。其后，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亦相继成为英国在上海销售鸦片的主要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