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说犹未了，便跟着来了第二、第三、第四队，都说是来迎接仙童，侍候他们升天的。而且他们之间，又说是互不相识，其中有一队人，还自称是来自南海县的。这一来，就传播开去了，弄得东关一带的信男信女，都纷纷携香备烛前来迎接仙童。是日正午时分，当人们等得焦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是旧历初七、八时分，正是水退的时候，突然在东关濠水面上，不知从何处漂来两具童尸，年纪都在十一二岁左右，一具身着大红色缎衣，束带、黄绸裤，一具着深绿色缎衣，束带，白绸裤，都头梳双丫角髻，脚踏新麻鞋，打扮活像画里所绘的和、合二仙一般。最奇怪的，就是这两具童尸，不是顺流漂下，而是双双并在一起，不先不后，不快不慢，齐齐逆着水流，向着仙童庙这边浮过来。就在此时，神功道友中有人喊：”仙童来了！逆水浮尸，仙家才是这样呵！“
于是，姓冯的道首立即命人鸣鼓奏乐，焚香放炮来迎接仙童，跟着又叫几个熟水性的道友跳下濠去，把这两具童尸捞起来，立即焚化，着匠工把”仙体“的骨灰掺入陶土里，重新塑造两具仙童神像；一边又发起募捐，重修仙童庙，冯姓和几个道友自当庙祝。这样一来，”仙童升天“的神话不胫而走，两三天内就传遍广州及其附近的乡村。许多愚夫愚妇争着前来膜拜，有时一天多达五六千人。单是香油钱的收入，每天也有三、两百两银子，而神签费、卖香烛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到两个月，那几个庙祝就已各捞了一大笔。同时，重修仙童庙的捐款也募集到了。不久，就修建成一座宽阔壮观的新庙。许多知名人士、富商巨贾都送来匾额、楹联祝贺，更增加了庙宇的声价，这新庙又出现了几宗”奇迹“，成了庙祝们诈钱的工具。不仅那些迷信的人们齐声称颂仙童的灵验，还有些好事的文人把此事写进自己的着述中。
那么，所谓”仙童显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穿了一文不值。原来，那个冯道首乃是江相派的”大师爸“之一。他们在外地收买了两个10岁左右的小乞儿，养了几个月，在”升天“前两天带到广州来打扮好了，活活淹死在水里，用铁锚和绳子把尸首系着，沉在仙童庙下游不远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只大船，另叫助手在上游停泊两只小艇，从艇头放下两很蔑缆，末端系以重物，不使浮出。宣传仙童升天那日，大船上的人拉开锚绳，浮起尸身，小艇上的人暗将蔑缆绞入一拉，尸身便逆流而上了。轰动一时的”奇迹“，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江相派“用迷信诈财之”事业“，于此可见一斑。
北方的”一贯道“诈财手法，与”江相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基本手段有两种：一是”仙佛降笔“，又名”扶乩“、”扶鸾“.就是借口”仙佛“附在”乩手“的身上，借”乩手“的手所写的训示。”乩乎“又名”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三才“要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和秘密演习，以掌握那套骗人手法，认为合格后，就当众举行”扶乩“.”扶乩“前，由点传师告诉”天才“开坛的目的，”天才“根据其意图，事前编好辞句，届时在沙盘上写出，是为”坛训“或”神训“，道徒应绝对服从，骗财的目的就可以借助”神训“而实现。
另一种手段叫”仙佛借窍“.所谓”借窍“，就是伪装仙佛附在”天才“身上，用”天才“的嘴说话，用”天才“的手打入或表演魔术。表演”借窍“的时候，”天才“突然伪装倒地，昏迷不醒，数分钟后，从地上爬起来，根据仙佛身份的不同，表演不同的角色。如果张飞临坛，就气势汹汹，举止粗暴；观音临坛，就一副慈祥面容；济公临坛，就变成疯颠模样。手拿木棍或藤条，训戒道徒，或斥责，或表扬，或考问道徒如何行动、立愿、渡人、办道等等。凡遇”借窍“的时候，道徒十分紧张，稍有随便或对答不上，就要挨”天才“毒打。在北京的精化坛和道化坛举办的仙佛班中，假”借窍“手段用藤条打死的道徒，仅知的就有5人。道徒们为免遭毒打，表示诚意，纷纷捐献财物或立愿办道，这样道会头子诈取财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贩卖人口，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江湖黑话，称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卖妇女，叫”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洋，叫”贩猪仔“.民国时期，帮会流氓大批加入这项”特种事业“，遂使贩卖人口的活动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
在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是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青红两帮，与虹口吴淤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分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他继承，故绝大多数男孩均被贩往广东。尚武在解放后被处以极刑。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当过旧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他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福州路的一些妓院。尤阿根本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巨利，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攫升为总探长。法租界方面还有一个贩卖女孩的总头目，即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收门徒1000多人，他的后台则是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警探出身、当时任法捕房刑事科长的苍郎打。这些被贩卖的女子大都是苏北籍。具体进行这项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他们把拐到的女孩大部卖给上海的一些妓院，其中有不少人被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充当”咸水妹“.
还有一些帮会头子专门从事”贩猪仔“的勾当。他们与华侨中的极少数贩类相勾结，与外国在华招收华工的一些专门机构合谋，宣称如愿到外国做工者，每月可得工资若干，安家费若干，临行时又可预支薪金若干。工作限期满后，尚有若干个月工资作为酬劳，以充回国之盘川云云，吹得天花乱坠。不少人信以为真，纷纷报名应募。岂知临时各人净得者仅仅百元。但因各人先期领得的定洋早已用光，这时虽想不去，已不可能，只得立下契约：”某某家贫，得雇主预付资助金若干，自愿订立条约，执行佣工义务若干年“，云云。”猪仔“签”十“字，押手印，从此便沦入不能解脱之苦难，而从事贩运猪仔勾当的帮会头目则获巨资。例如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1930年至1936年间，贩运5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则付给100美元的报酬，这伙流氓累计共得美金500万！
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当时，旧中国在反动派统治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男的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等地表演”扭跳小脚舞“.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扔死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被称为”贩黄鱼“.
当时，干这种勾当有个极为神通广大者叫陈鹤鸣，此人是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他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其方式是，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450-500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统购船票。实际上，陈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20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可定居3个月。男的由当地流氓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5-25法郎不等。3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5000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3个月约可余8000至1万法郎。3个月期满回葡都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1500法郎，称”树上开花“.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陈鹤鸣从中赚得巨利，而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故亦赖此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