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混儿集体搅赌局的事，也时有发生。一伙混混儿，冲进赌局，掀翻赌桌，砸坏家具。宣称：今天要来接收赌局。赌局打手在赌局局头指挥下，一拥而上，双方展开恶战。交战结果，如赌局败，则赌局局头就带着手下人弃赌场而去，赌场为混混儿所占领；如混混儿输，他们便乖乖地撤走，赌场仍为赌局局头所有。要是双方相持不下，就会由局外人从中调解，以混混儿跟赌局局头共同占有赌场而了结纷争，混混儿算是达到了目的。这种集体搅赌局的场面，真有点像群狗抢啃肉骨头，你咬它，它咬你，难分难解。
吃人魔窟民国时期有赌博嗜好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中谁都想一夜之间发横财。固然有通过赌博成为暴发户的，但那毕竟是极少数人。他们都是些黑心的赌场老板，狡诈的流氓赌棍，赌博集团骨干分子，赌场实权在握的职员，赌场聘用的无孔不入的”进客“、”航船“之流，跟赌场串通作弊的赌徒，等等。绝大多数是必输无疑。输的情况不一样，有的赌输了随身所带现金，也就歇手了。有的输得囊空如洗，偏不认输。越输越想赌，这大概是这类赌徒的共同心理吧。没有钱可押，就向赌场上”放包人“（专放赌博款的高利贷者）借债。而一旦跟”放包人“打上了交道，就如妖魔缠身，摆脱不掉。有一种赌博高利贷叫”八撞十“，即借10元钱实际只付给8元，另2元作为利息先行扣下，但在还债时，还10元是分文不能短少，并且限定一天内归还。隔日还款，即加利息半成至一成。借了款再赌，又一次输了，就只好廉价变卖衣物来还债。衣物卖光了还偿不清债务，便只得变卖田地、产业。输得极惨，死不回头的赌徒，甚至有卖妻鬻子的。当然，还有比这个结局更悲惨的，一些人赌到最后，或是悬梁自尽，或服毒自杀，或投河而死。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是很多赌博者的归宿。
安徽合肥有一个姓陈的人，祖传房屋、良田颇多，家境富裕。但此人嗜赌，几年之间即将田地房产变卖殆尽。其妻屡劝不听，绝望之余，竟上吊而死。死前留下谏夫诗十首。
其一云。
是谁设此迷魂阵，笼络良人暮作朝？
身倦囊空归卧后，枕边犹听梦呼幺。
其二云。
焚香宝鼎祝苍天，点佑良人性早迁。
菽水奉亲书教子，妾归泉下也安然。
妻子的死并没有使陈某痛心疾首，翻然悔悟。老天爷是更不会”点佑“
他了。陈某没有照他妻子所说，在家服侍父母，教导子女，克尽为子、为父之道，而是狂赌不止。后陈某沦为乞丐，流落他乡，不知所终。
合肥还有个吴某，曾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其兄吴新田手下任职。1920年后，携巨资返乡定居。刚回乡时，貂冠狐裘，气派不凡；广置良田、华屋，富甲一方。他日日夜夜为”方城之战“，赌博劲头没有减弱之时。几年之后，竟一贫如洗，不齿乡里。其女一再央求他不要再赌，他怎么也听不进去。于是她以投井自尽来警告其父。但女儿自杀归自杀，他赌博归赌博。1937年，吴某家徒四壁，瓮餐不继，无以为生，与妻子双双投河自尽。
像合肥陈某、吴某这样的赌徒，在民国时代是处处都有的。据统计，上海沦陷时期参加赌博的人有50万以上，其中因赌博而破产的不下4000家。赌风之盛，不独上海为然。赌博而毁家者，各地都有很多。
官场和赌场以各种不同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好些官场人物，包括当时在台上的，以及下了台当寓公，伺机东山再起的，都是赌场的常客。有的官场人物甚至本身就是赌场老板，或者是赌场后台。即使有人以”禁赌者“面目出现，也往往是为了借禁赌索贿。
1912年至1913年上半年，广东省实行禁赌，赌商们转入地下。但过不多久，赌商们就时来运转。1914年龙济光一进入广东，即恢复山票和铺票赌博，改名”十字有奖义会“和”十五字有奖义会“.1916年，陆荣廷赶走了龙济光，次年升任两广巡阅使。在他执掌两广政权的四年时间里，他的部下、先后任广东督军的陈炳焜、谭浩明等，借筹措军饷之名，招商承办番摊馆。在提交省议会讨论时，副议长陆盂飞和一批议员支持招商承办赌博，为此他们都捞到了一大笔钱。招商承办赌博，还得到了省长李耀汉的支持。为冠冕堂皇起见，承办赌博称作”承办防务经费“.先由一个大赌博商向省财政厅承包。为获批准，大赌博商除交纳”正饷“之外，还要向省有关方面分送”公礼“和”干修“，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要孝敬到，”烧香“要烧遍。大赌博商承包下来，再划片转包给其他赌博商人。层层转包，层层刮皮。很快，全省各县各乡都办起了番摊馆，旗号都是”办防务“.除了番摊，山票、铺票也都招商承包。
广东省财政厅招商承包赌博，收入可观。1927年以后，省库收入有所谓”筹饷收入“一栏，即是招商承办番摊、山票、铺票的收入。1932年5月，区芳浦任财政厅长，为增加赌捐收入，他在《整顿税捐办法大纲》中，将所谓”防务经费“照原额增加三成。同年又规定，承办番摊和山票铺票（官方文书中分别称为”防“、”义“）须以广州市不动产作保。区芳浦为借赌博发财，巧立了”监办费“的名目。监办费就是财政厅长派出监办员监督赌商的承办情况，赌商为此而付出的费用。”监办“其实是有名无实，财政厅根本就没有派人下去。有时随便派个张三、李四，并不是监办员，但”监办费“是少下了的。这笔费用就在财政厅的高级职员中瓜分。连财政厅的秘书，每月都分得300元的”监办费“，主办”防务经费“的人和主要头目就更不用说了。”公礼“、”干修“在布告上是被禁止了，”监办费“实际上是变相的”公礼“、”干修“.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伪政权也招商承办赌博。
1938年10月21日广州陷落后的第六天，大街上就到处摆开了番摊、骰宝、牌九等赌案。一些天良丧尽的地痞恶棍，将趁火打劫得来的财物作押注，尽兴赌博。又过了几天，赌博忽然变得有”秩序“起来。赌棍们纷纷将赌案搬入空无一物的店铺内，门前有一日本兵把守。店内另有一日本士兵坐在高椅上监视，用日语告诉赌徒们不必害怕，由皇军保护着呢，放心赌好了。每天赌毕，由日本士兵按赌桌收取保护费。伪维持会开张后，1938年6月由伪财政处批准裕荣公司承办番摊、骰宝，大利公司承办山、铺票及白鸽票。他们给番摊、骰宝赌捐取了个雅驯的名字：”第一娱乐捐“.似乎天下娱乐莫过于番摊、骰宝。娱乐场指定设在南华路、大同路、带河路、米市路、天成路。
1941年，伪广东省财政厅撤销市区的赌博公司，另指定广州市郊的南村（南田）为特别区，准予开设赌场，由广福公司承办。从南村村口泰山庙到村中，设立10多个”娱乐场“，番摊、骰宝、烟馆等色色俱全。从海珠桥到南村，赌徒熙熙攘攘，不绝于途。各县的”第一娱乐捐“照旧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