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赅义，使亲爱长养不协于正大之情，则义有未尽，亦即为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赅礼，使无亲疏上下之辨，则礼失而仁亦未为得。且言义可以赅礼，言礼可以赅义；先王之以礼教，无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义也，断乎亲疏上下，不爽几微。而举义举礼，可以赅仁，又无疑也。举仁义礼可以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益之以礼，所以为仁至义尽也。语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益之以勇，盖德之所以成也。就人伦日用，究其精微之极致，曰仁，曰义，曰礼，合三者以断天下之事，如权衡之于轻重，于仁无憾，于礼义不愆，而道尽矣。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则曰智，曰仁，曰勇，三者，才质之美也，因才质而进之以学，皆可至于圣人。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观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观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可以知义矣。在天为气化之生生，在人为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为德也；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在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凡仁义对文及智仁对文，皆兼生生、条理而言之者也。
问：论语言“主忠信”，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子夏闻“绘事后素”，而曰“礼后乎”；朱子云“礼以忠信为质”，引记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证之；老氏直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指归几于相似。然论语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曰：“克己复礼为仁。”中庸于礼，以“知天”言之。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重学重礼如是，忠信又不足言，何也?
曰：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即仪文度数，亦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至于人情之漓，犹饰于貌，非因饰貌而情漓也，其人情渐漓而徒以饰貌为礼也，非恶其饰貌，恶其情漓耳。礼以治其俭陋，使化于文；丧以治其哀戚，使远于直情而径行。情漓者驰骛于奢与易，不若俭戚之于礼，虽不足，犹近乎制礼所起也，故以答林放问礼之本。“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言质美者进之于礼，无饰貌情漓之弊，忠信乃其人之质美，犹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也。至若老氏，因俗失而欲并礼去之，意在还淳反朴，究之不能必天下尽归淳仆，其生而淳朴者，直情径行；流于恶薄者，肆行无忌，是同人于禽兽，率天下而乱者也。君子行礼，其为忠信之人固不待言；而不知礼，则事事爽其条理，不足以为君子。林放问“礼之本”，子夏言“礼后”，皆重礼而非轻礼也。诗言“素以为绚”，“素”以喻其人之娴于仪容；上云“巧笑情”、“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谓“绚”；喻意深远，故子夏疑之。“绘事后素”者，郑康成云：“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文。”何平叔景褔殿赋所谓“班间布白，疏密有章”，盖古人昼绘定法。其注考工记“凡昼缋之事后素功”云：“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是素功后施，始五采成章烂然，貌既美而又娴于仪容，乃为诚美，“素以为绚”之喻昭然矣。子夏触于此言，不特于诗无疑，而更知凡美质皆宜进之以礼，斯君子所贵。若谓子夏后礼而先忠信则见于礼，亦如老氏之仅仅指饰貌情漓者所为，与林放以饰貌情漓为俗失者，意指悬殊，孔子安得许之?忠信由于质美，圣贤论行，固以忠信为重，然如其质而见之行事，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行之差谬，不能知之，徒自期于心无愧者，其人忠信而不好学，往往出于此，此可以见学与礼之重矣。
诚，实也。据中庸言之，所实者，智仁勇也；实之者，仁也，义也，礼也。由血气心知而语于智仁勇，非血气心知之外别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伦日用而语于仁，语于礼义，舍人伦日用，无所谓仁，所谓义，所谓礼也。血气心知者，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人伦日用，皆血气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谓道。”全乎智仁勇者，其于人伦日用，行之而天下睹其仁，睹其礼义，善无以加焉，“自诚明”者也；学以讲明人伦日用，务求尽夫仁，尽失礼义，则其智仁勇所至。将日增益以于圣人之德之盛，“自明诚”者也。质言之，曰人伦日用；精言之，曰仁，曰义，曰礼。所谓“明善”，明此者也；所谓“诚身”，诚此者也。质言之，曰血气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谓“致曲”，致此者也；所谓“有诚”，有此者也。言乎其尽道，莫大于仁，而兼及义，兼及礼；言乎其能尽道，莫大于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胜数，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德性之美不可胜数，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
问：中庸言：“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出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朱子云：“所知所行，谓达道也。”今据上文云“君臣也，父子也”之属，但举其事，即称之曰“达道”；以智仁勇行之，而后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然则所谓知之行之，宜承智仁勇之能尽道而言。中庸既“云所以行之者三”，又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程子、朱子以“诚”当其所谓“一”；下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亦谓“不诚则皆为虚文”。在中庸，前后皆言诚矣，此何以不言“所以行之者诚也”!
曰：智也者，言乎其不蔽也；仁也者，言乎其不私也；勇也者，言乎其自强也；非不蔽不私加以自强，不可语于智仁勇。既以智仁勇行之，即诚也。使智仁勇不得为诚，则是不智不仁不勇，又安得曰智仁勇!下云“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既若此，亦即诚也。使“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为虚文，则是未尝“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为虚文，则是未尝“去谗”，未尝“远色”，未尝﹁贱货贵德”也；又安得言之!其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人之才质不齐，而行达道之必以智仁勇，修身之必以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劝贤之必以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则无不同也。孟子答公孙丑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言不因巧拙而有二法也；告滕世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不因人之圣智不若尧、舜、文王而有二道也。盖才质不齐，有生知安行，有学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强行。其生知安行者，足乎智，足乎仁，足乎勇者也；其学知利行者，（知）〔智〕仁勇之少逊焉者也；困知勉强行者，智仁勇不足者也。中庸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则智仁勇可自少而加多，以至乎其极，道责于身，舍是三者，无以行之矣。
权，所以别轻重也。凡此重彼轻，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则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论语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盖同一所学之事，试问何为而学，其志有去道甚远者矣，求禄利声名者是也，故“未可与适道”；道责于身，不使差谬，而观其守道，能不见夺者寡矣，故“未可与立”；虽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变，由精义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圣智者，未之尽也，故“未可与权。”孟子之辟杨墨也，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今人读其书，孰知所谓“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今人读其书，孰知“无权”之故，“举一而废百”之为害至钜哉!孟子道性善，于告子言“以人性为仁义”，则曰“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今人读其书，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贼人以为仁义”之祸何如哉!老聃、庄周“无欲”之说，及后之释氏所谓“空寂”，能脱然不以形体之养与有形之生死累其小，而独私其所渭“长生久视”，所谓“不生不灭”者，于人物一视而同用其慈，盖合杨、墨之说以为说。###第11章由其自私，虽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为；由其外形体，溥慈爱，虽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之。宋儒程子、朱子，易老、庄、释氏之所私者而贵理，易彼之外形体者而咎气质；其所谓理，依然“如有物焉宅于心”。于是辨乎理欲之分，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及其应事，幸而偶中，非曲体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执其意见，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徒以不出于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于情欲，蔽出于心知。无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绝情欲以为仁，去心知以为智也。是故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彼以无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异说皆主于无欲，不求无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见其笃行也，无欲也，故莫不尊信之。圣贤之学，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则行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伦日用，以无欲为能笃行也。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宋儒乃曰“人欲所蔽”，故不出于欲，则自信无蔽。古今不乏严气正性、疾恶如雠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执显然共见之重轻，实不知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其是非轻重一误，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岂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则孟子言“执中无权”，至后儒又增一“执理无权”者矣。
问：宋儒亦知就事物求理也，特因先人于释氏，转其所指为神识者以指理，故视理“如有物焉”，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实从释氏所云“偏见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者比类得之。既冥心求理，以为得其体之一矣；故自信无欲则谓之理，虽意见之偏，亦曰“出于理不出于欲”。徒以理为“如有物焉”，则不以为一理而不可；而事必有理，随事不同，故又言“心具众理，应万事”；心具之而出之，非意见固无可以当此者耳。况众理毕具于心，则一事之来，心出一理应之；易一事焉，又必易一理应之；至百千万亿，莫知纪极。心既毕具，宜可指数；其为一，为不胜指数，必又有说，故云“理一分殊”。然则论语两言“以一贯之”，朱子于语曾子者，释之云：“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耳。”此解亦必失之。二章之本义，可得闻欤?
曰：“一以贯之”，非言“以一贯之”也。道有下学上达之殊致，学有识其迹与精于道之异趋；“吾道一以贯之”，言上达之道即下学之道也;“予一以贯之”，不曰“予学”，蒙上省文，言精于道，则心之所通，不假于纷然识其迹也。中庸曰：“（中）〔忠〕恕违道不远。”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盖人能出于己者必忠，施于人者以恕，行事如此，虽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圣人，未可语于仁，未能无憾于礼义，如其才质所及，心知所明，谓之忠恕可也。圣人仁且智，其见之行事，无非仁，无非礼义，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极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不足之辟，亦无更端之辞。下学而上达，然后能言此。论语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又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不废多学而识矣。然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于道之谓也。心精于道，全乎圣智，自无弗贯通，非多学而识所能尽；苟徒识其迹，将日逐于多，适见不足。易又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同归”，如归于仁至义尽是也；“殊涂”，如事情之各区以别是也；“一致”，如心知之明尽乎圣智是也;
“百虑”，如因物而通其则是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约”谓得其至当；又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约谓修其身。六经、孔、孟之书，语行之约，务在修身而已，语知之约，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
问：论语言“克己复礼为仁”，朱子释之云：“己，谓身之私欲；礼者，天理之节文。”又云：“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盖与其所谓“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中”者互相发明。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谓之“私欲”，则圣贤固无之。然如颜子之贤，不可谓其不能胜私欲矣，岂颜子犹坏于私徒邪?况下文之言“为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不与下同?此章之外，亦绝不闻“私欲”而称之曰“己”者。朱子又云：“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与。”在“语之而不惰”者，岂容加此赘文以策励之!其失解审矣。然则此章之解，可得闻欤?
曰：克己复礼之为仁，以“己”对“天下”言也。礼者，至当不易之则，故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凡意见少偏，德性未纯，皆己与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还其至当不易之则，斯不隔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然又非取决于天下乃断之为仁也，断之为仁，实取决于己，不取决于人，故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非圣人，未易语于意见不偏，德性纯粹；至意见不偏，德性纯粹，动皆中礼矣。就一身举之，有视，有听，有言，有动，四者勿使爽失于礼，与“动容周旋中礼”，分安、勉而已。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所以别轻重；谓心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准，故曰“权”，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
问：孟子辟杨、墨，韩退之辟老、释，今子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何也?
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彼杨、墨者，当孟子之时，以为圣人贤人者也；老、释者，世以为圣人所不及者也；论其人，彼各行所知，卓乎同于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韩子不能已于与辨，为其言入人心深，祸于人大也。岂寻常一名一物之讹舛比哉!孟子答公孙丑问“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答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曰：“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两言“圣人复起”，诚见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使不然，则杨、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同于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子胡以恶之哉?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老、释之学，则皆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曰“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抱一”“无欲”，故周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中曰，“一者，无欲也”。
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独执此以为君子者，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于是未有不以意见为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于欲，则曰“心无愧怍”夫古人所谓不愧不怍者，岂此之谓乎!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
至于下以欺伪应乎上，则曰“人之不善”，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义，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犹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其所谓欲，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盖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实践之儒，信焉不疑。夫杨、墨、老、释，皆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韩子辟之于前，闻孟子、韩子之说，人始知其与圣人异而究不知其所以异。至宋以来儒书之言，人咸曰：“是与圣人同也；辨之，是欲立异也。”此如婴儿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为其父母，既长，不复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虽告以亲父母而决为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难”。呜呼，使非害于事、害于政以祸人，方将敬其为人，而又何恶也!恶之者，为人心惧也。校注中华本于“以”字下注曰：“疑脱‘至’字。”中华本注曰：“‘乃’下疑脱‘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