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下古今之人，其才各有所近。大致近于纯者，慈惠忠信，谨（原）〔厚〕和平，见善则从而耻不善；近于清者，明达广大，不惑于疑似，不滞于习闻，其取善去不善亦易。此或不能相兼，皆才之美者也。才虽美，犹往往不能无偏私。周子言性云：“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而以“圣人然后协于中”，此亦就才见之而明举其恶。程子云：“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此以不善归才，而分性与才为二本。朱子谓其密于孟子，朱子云：“程子此说才字，与孟子本文小异。盖盂子专指其发于性者言之，故以为才无不善；程子专指其禀于气者言之，则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二说虽殊，各有所当；然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犹之讥孟子“论性不论气，不备”，皆足证宋儒虽尊孟子，而实相与龃龉。然如周子所谓恶者，岂非才之罪欤?
曰：此偏私之害，不可以罪才，尤不可以言性。“孟子道性善”，成是性斯为是才，性善则才亦美，然非无偏私之为善为美也。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食以养其生，充之使长；学以养其良，充之至于贤人圣人；其故一也。才虽美，譬之良玉、成器而贾之，气泽日亲，久能发其光，可宝加乎其前矣；剥之蚀之，委弃不惜，久且伤坏无色，可贾减乎其前矣。又譬之人物之生，皆不病也，其后百病交侵，若生而善病者。或感于外而病，或受损于内身之阴阳五气胜负而病；指其病则皆发乎其体，而曰天与以多病之体，不可也。如周子所称猛隘、强梁、懦弱、无断、邪佞，是摘其才之病也；才虽美，失其养则然。孟子岂未言其故哉?因于失养，不可以是言人之才也。夫言才犹不可，况以是言性乎!
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由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言人物分于天道，是以不齐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言日用事为，皆由性起，无非本于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言身之所行，举凡日用事为，其大经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修道之谓教”也。曰性，曰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曰仁，曰礼，曰义，称其纯粹中正之名。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于陆者，入水而死；生于水者，离水而死；生于南者，习于温而不耐寒；生于北者，习于寒而不耐温；此资之以为养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杀者，岂天地之失德哉!故语道于天地，举其实体实事而道自见，“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是也。人之心知有朋阊，当其明则不失，当其阊则有差谬之失。故语道于人，人伦日用，咸道之实事，“率性之谓道”，“修身以道”，“天下之达道五”是也。此所谓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圣人修之以为教”是也。其纯粹中正，则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所谓“中节之为达道”是也。中节之为达道，纯粹中正，推之天下而准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者为达道，但举实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后纯粹中正。然而即谓之达道者，达诸天下而不可废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继之者善”，继谓人物于天地其善固继承不隔者也；善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一事之善，则一事合于天；成性虽殊而其善也则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天地人物之道于是乎尽。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言限于成性而后，不能尽斯道者众也。
问：宋儒于命、于性、于道，皆以理当之，故云“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既为当行之理，则于修道不可通，故云“修，品节之也”；而于“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两修字不得有异，但云“能仁其身”而不置解。于“达道五”，举孟子所称“教以人伦”者实之，其失中庸之本指甚明。中庸又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子以此为存理之说，“不使离于须臾之顷”。王文成于：“养德养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又云：“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程子、朱子皆求之于释氏有年，如王文成之言，乃其初所从事，后转其说，以“常存本来面目”者为“常存天理”，故于“常惺惺”之云无所改，反以“戒慎恐惧”四字为失之重。朱子云：“心既常惺惺，而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相养之道也。”又云：“着‘或慎恐惧’四字，已是压得重了，要之止略绰提撕，今自省觉便是。”然则中庸言“道不可离”者，其解可得闻欤?
曰：出于身者，无非道也，故曰“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可”如“体物而不可遗”之可。凡有所接于目而睹，人亦知戒慎其仪容也；有所接于耳而闻，人亦知恐惧夫愆失也。无接于目接于耳之时，或惰慢矣；惰慢之身，即不得谓之非失道。道者，居处、饮食、言动，自身而周于身之所亲，无不该焉也，故曰“修身以道”；道之责诸身，往往易致差谬，故又曰“修道以仁”。此由修身而推言修道之方，故举仁义礼以为之准则；下言达道而归责行之之人，故举智、仁、勇以见其能行。“修道以仁”，因及义，因又及礼，而不言智，非遗智也，明乎礼义即智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而不言义礼，非遗义遗礼也，智所以知义，所以知礼也。仁义礼者，道于是乎尽也；智仁勇者，所以能尽道也。故仁义礼无等差，而智仁勇存乎其人，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之殊。古贤圣之所谓道，人伦日用而已矣，于是而求其无失，则仁义礼之名因之而生。非仁义礼有加于道也，于人伦日用行之无失，如是之谓仁，如是之谓义，如是之谓礼而已矣。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盖由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贵）〔谓〕道，遂转之以言夫理。在天地，则以阴阳不得谓之道，在人物，则以气禀不得谓之性，以人伦日用之事不得谓之道。六经、孔、孟之言，无与之合者也。
问：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朱子于“智者”云，“知之过，以道为不足行”；“贤者”云，“行之过，以道为不足知”。既谓之道矣，以为不足行，不足知，必无其人。彼智者之所知，贤者之所行，又何指乎?中庸以道之不行属智愚，不属贤不肖；以道之不明属贤不肖，不属智愚；其意安在?
曰：智者自负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谬；愚者之心惑阊，宜乎动辄愆失。贤者自信其出于正不出于邪，往往执而鲜通；不肖者陷溺其心，虽睹夫事之宜，而长恶遂非与不知等。然智愚贤不肖，岂能越人伦日用之外者哉?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饮食，喻人伦日用；知味，喻行之无失；使舍人伦日用以为道，是求知味于饮食之外矣。就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求其不易之则，斯仁至义尽而合于天。人伦日用，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专以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谓之道，故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分物与则言之也;
中节之为达道，中庸之为道，合物与则言也。
问：颜棩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今谓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谓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则可矣，何以茫然无据又若是欤?
曰：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谓人人由之。如为君而行君之事，为臣而行臣之事，为父为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谓道也。君不止于仁，则君道夫；臣不止于敬，则臣道失；父不止于慈，则父道失;子不止于孝，则子道失；然则尽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质言之，曰“达道”，曰“达德”；精言之，则全乎智仁勇者，其尽君道、臣道、父道、子道，举其事而亦不过谓之道。故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极言乎道之大如是，岂出人伦日用之外哉!以至道归之至德之人，岂下学所易窥测哉!今以学于圣人者，视圣人之语言行事，犹学奕于奕秋者，莫能测奕秋之巧也，莫能遽几及之也。颜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中庸详举其目，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而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盖循此道以至乎圣人之道，实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将使智仁勇齐乎圣人。其日增也，有难有易，譬之学一技一能，其始日异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见其进矣；又久之，己亦觉不复能进矣；人虽以国工许之，而自知未至也。颜子所以言“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颜子之所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