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孟子之时，因告子诸人纷纷各立异说，故直以性善断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于警人慎习，非因论性而发，故不必直断曰善欤?
曰：然。古贤圣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语，凡指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无人性”，稍举其善端，则曰“此犹有人性”。以人性为善称，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协于孟子，而言性者转失之。无人性即所谓人见其禽兽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论语言相近，正见“人无有不善”；若不善，与善相反，其远已县绝，何近之有!分别性与习，然后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归性。凡得养失养及陷溺梏亡，咸属于习。至下愚之不移，则生而蔽锢，其明善也难而流为恶也易，究之性能开通，非不可移，视禽兽之不能开通亦异也。
问：孟子言性，举仁义礼智四端，与孔子之举智愚有异乎?
曰：人之相去，远近明昧，其大较也，学则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矣。人虽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远者盖鲜。智愚者，远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恶则相反之名，非远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齐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学不思乃流为恶。愚非恶也，人无有不善明矣。举智而不及仁、不及礼义者，智于天地、人物、事为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仁有不至，礼义有不尽，可谓不易之则哉?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无异也。
问：孟子言性善，门弟子如公都子已列三说，茫然不知性善之是而三说之非。荀子在孟子后，直以为性恶，而伸其崇礼义之说。荀子既知崇礼义，与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及告子“外义”，所见悬殊；又闻孟子性善之辨，于孟子言“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亦必闻之矣，而犹与之异，何也?
曰：荀子非不知人之可以为圣人也，其言性恶也，曰：“涂之人可以为禹。”“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在涂之人，其可以为禹明矣。”“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矣〕。”“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可以而不可使也。”“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此于性善之说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发明。终断之曰：“足可以偏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偏行天下者也。”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可）同远矣。”盖荀子之见，归重于学，而不知性之全体。其言出于尊圣人，出于重学崇礼义。首之以劝学篇，有曰：“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又曰：“积善成德，神明自得，圣心循焉。”荀子之善言学如是。且所谓通于神明，参于天地者，又知礼义之极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在是，圣人复起，岂能易其言哉!而于礼义与性，卒视若阂隔不可通。以圣人异于常人，以礼义出于圣人之心，常人学然后能明礼义，若顺其性之自然，则生争夺；以礼义为制其性，去争夺者也，因性恶而加矫揉之功，使进于善，故贵礼义；苟顺其自然而无争夺，安用礼义为哉!又以礼义虽人皆可以知，可以能，圣人虽人之可积而致，然必由于学。弗学而能，乃属之性；学而后能，弗学虽可以而不能，不得属之性。此荀子立说之所以异于孟子也。
问：荀子于礼义与性视若阂隔而不可通，其蔽安在?今何以决彼之非而信孟子之是?
曰：荀子知礼义为圣人之教，而不知礼义亦出于性；知礼义为明于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极则，适以完其自然也。就孟子之书观之，明理义之为性，举仁义礼智以言性者，以为亦出于性之自然，人皆弗学而能，学以扩而充之耳。荀子之重学也，无于内而取于外；孟子之重学也，有于内而资于外。夫资于饮食，能为身之营卫血气者，所资以养者之气，与其身本受之气，原于天地非二也。故所资虽在外，能化为血气以益其内，未有内无本受之气，与外相得而徒资焉者也。问学之于德性亦然。有己之德性，而问学以通乎古贤圣之德性，是资于古贤圣所言德性埤益己之德性也。冶金若水，而不闻以金益水，以水益金，岂可云己本无善，己无天德，而积善成德，如罍之受水哉!以是断之，荀子之所谓性，孟子非不谓之性，然而荀子举其小而遗其大也，孟子明其大而非舍其小也。
问：告子言“生之谓性”，言“性无善无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内义外”，朱子以为同于释氏；朱子云：“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连动者而言，与近世佛氏所谓‘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又云：告子以人之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其“杞柳”“湍水”之喻，又以为同于荀、扬;
朱子于“杞柳”之喻云：“如荀子性恶之说。”于“湍水”之喻云：“近于扬子善恶混之说。”然则荀、扬亦与释氏同欤?
曰：否。荀、扬所谓性者，古今同谓之性，即后儒称为“气质之性”者也，但不当遗理义而以为恶耳。在孟子时，则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见于圣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学而后善，顺其自然则流于恶，故以恶加之；论似偏，与“有性不善”合，然谓礼义为圣心，是圣人之性独善，实兼公都子两引“或曰”之说。扬子见于长善则为善人，长恶则为恶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恶混”，又曰“学则正，否则邪”，与荀子论断似参差而匪异。韩子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此即公都子两引“或曰”之说会通为一。朱子云：“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也。”直会通公都子两引“或曰”之说解论语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朱子语类：“问：‘恶是气禀，如何云亦不可不渭之性?”曰：‘既是气禀，恶便牵引得那性不好。盖性止是搭附在气禀上，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壤了。’”又云：“如水为泥沙所混，不成不唤做水。”此与“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于“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亦未尝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别之曰气禀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释之云：“‘人生而静’以上是人物未生时，止可谓之理，未可名为性，所谓‘在天曰命’也。才说性时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所谓‘在人曰性’也。”据乐记，“人生而静”与“感于物而动”对言之，谓方其未感，非谓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谓性”，谓气禀之不齐，各限于生初，非以理为在天在人异其名也。况如其说。是孟子乃追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时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时，已是人生以后，已堕在形气中，安得断之曰善?由是言之，将天下今古惟上圣之性不失其性之本体，自上圣而下．语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体。人之为人，舍气禀气质，将以何者谓之人哉?是孟子言人无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无有不恶，其视理俨如有物，以善归理，虽显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离人而空论夫理，故谓孟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若不视理如有物，而其见于气质不善，卒难通于孟子之直断曰善。
宋儒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孟子不曰“性无有不善”，而曰“人无有不善”。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性善者，论人之性也。如飞潜动植，举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气类别之。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舍气类，更无性之名。医家用药，在精辨其气类之殊。不别其性，则能杀人。使曰“此气类之殊者已不是性”，良医信之乎?试观之桃与否：取其核而种之。萌芽甲坼，根干枝叶，为华为实，形色臭味，桃非杏也，杏非桃也，无一不可区别。由性之不同，是以然也。其性存乎核中之白，即俗呼桃仁杏仁者。形色臭味无一或阙也。凡植禾稼卉木，畜鸟兽虫鱼，皆务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气类之殊，乃能使之硕大蕃滋也。何独至于人而指夫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岂其然哉?自古及今，统人与百物之性以为言，气类各殊是也。专言乎血气之伦，不独气类各殊，而知觉亦殊。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此孟子所谓性善。而荀子视礼义为常人心知所不及，故别而归之圣人。程子、朱子见于生知安行者罕睹，谓气质不得概之曰善，荀、扬之见固如是也。特以如此则悖于孟子，故截气质为一性，言君子不谓之性；截理义为一性，别而归之天，以附合孟子。其归之天不归之圣人者，以理为人与我。是理者，我之本无也，以理为天与我，庶几凑泊附着，可融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