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子静、王文成诸人，推本老、庄、释氏之所谓“真宰”“真空”者，以为即全乎圣智仁义，即全乎理，陆子静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何有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刚强毅。”王文成云：“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妍媸之来，随物现形，而明镜曾无所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以）〔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无所住’处。”此又一说也。程子、朱子、就老、庄、释氏所指者，转其说以言夫理，非援儒而入释，误以释氏之言杂人于儒耳；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就老、庄、释氏所指者，即以理实之，是乃援儒以入于释者也。试以人之形体与人之德性比而论之，形体始乎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其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人物以类区分，而人所禀受，其气清明，异于禽兽之不可开通。然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老、庄、释氏谓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扩充之。在老、庄、释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毁訾仁义以伸其说。荀子谓常人之性，学然后知礼义，其说亦足以伸。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同于老、庄、释氏，而改其毁訾仁义者，以为自然全乎仁义，巧于伸其说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为天与我，犹荀子尊礼义以为圣人与我也。谓理为形气所污坏，是圣人而下形气皆大不美，即荀子性恶之说也；而其所谓理，别为凑泊附着之一物，犹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之凑泊附着于形体也。理既完全自足，难于言学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气为二本而咎形气。盖其说杂糅傅合而成，令学者眩惑其中，虽六经、孔、孟之言具在，咸习非胜是，不复求通。呜呼，吾何敢默而息乎!
问：程伯子之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见叔子所撰行状。而朱子年四十内外，犹驰心空妙，其后有答汪尚书书，言“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自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虽从事释氏甚久，然终能觉其非矣，而又未合于六经、孔、孟，则其学何学欤?
曰：程子、朱子其出入于老、释，皆以求道也，使见其道为是，虽人以为非而不顾。其初非背六经、孔、孟而信彼也，于此不得其解，而见彼之捐弃物欲，返观内照，近于切己体察，为之，亦能使思虑渐清，因而冀得之为衡（鉴）事物之本。然极其致，所谓“明心见性”、“还其神之本体”者，即本体得矣，以为如此便足，无欠阙矣，实动辄差谬。在老、庄、释氏固不论差谬与否，而程子、朱子求道之心，久之知其不可恃以衡鉴事物，故终谓其非也。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老氏言“致虚极，守静笃”，言“道法自然”，释氏亦不出此，皆起于自私，使其神离形体而长存。老氏言“长生久视”，以死为“返其真”；所谓长生者，形化而神长存也；释氏言“不生不减”；所谓不生者，不受形而生也；不减者，即其神长存也。其所谓性，所谓道，专主所谓神者为言。邵子云：“道与一，神之强名也。”又云：“神无方而性有质。”又云：“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人之神即天地之神。”合其言观之，得于老庄最深。所谓道者，指天地之“神无方”也；所谓性者，指人之“（神）〔性〕有质”也，故曰“道之形体”。邵子又云：“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显指神宅于心，故曰“心者，性之郛郭”。邵子又云：“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故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也”。此显指神乘乎气而资气以养。
王文成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立说亦同。又即导善家所云“神之炯炯而不昧者为性，气之缊絪而不息者为命”。朱子于其指神为道、指神为性者，若转以言夫理。张子云：“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知觉，有心之名。”其所谓虚，六经、孔、孟无是言也。张子又云：“神者，太虚妙应之目。”又云：“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又云：“神，天德；化，天道。”是其曰虚曰天，不离乎所谓神者。彼老、庄、释氏之自贵其神，亦以为妙应，为冲虚,
为足乎天德矣。如云：“性周法界，净智圆妙，体自空寂。”张子又云：“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斯言也，盖得之矣。试验诸人物，耳目百体，会归于心；心者，合一不测之神也。天地间百物生生，无非推本阴阳。易曰：“精气为物。”曾子曰：“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因其神灵，故不徒曰气而称之曰精气。老、庄、释氏之谬，乃于此岐而分之。内其神而外形体，徒以形体为传舍，以举凡血气之欲、君臣之义，父子昆弟夫妇之亲，悉起于有形体以后，而神至虚静，无欲无为。在老、庄、释氏徒见于自然，故以神为已足。程子、朱子见于六经、孔、孟之言理义，归于必然不可易，非老、庄、释氏所能及，因尊之以当其所谓神者为生阳生阴之本，而别于阴阳；为人物之性，而别于气质；反指孔、孟所谓道者非道，所谓性者非性。独张子之说，可以分别录之，言“由气化，有道之名”，
言“化，天道”，言“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此数语者，圣人复起，无以易也。张子见于必然之为理，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诚如是言，不以理为别如一物，于六经、孔、孟近矣。就天地言之，化，其生生也；神，其主宰也，不可歧而分也。故言化则赅神，言神亦赅化；由化以知神，由化与衶以知德；德也者，天地之中正也。就人言之，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虽自圣人而下，明昧各殊，皆可学以牖其昧而进于明。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专属之神，则视形体为假合；以性专属之理，则苟非生知之圣人，不得咎其气质，皆二本故也。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此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
朱子答吕子约书曰：“阴阳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万象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无朕者也。”然则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皆仅及事物而即谓之道，岂圣贤之立言，不若朱子言之辨析欤?圣人顺其血气之欲，则为相生养之道，于是视人犹己，则忠；以己推之，则恕；忧乐于人，则仁；出于正，不出于邪，则义；恭敬不侮慢，则礼；无差谬之失，则智；曰忠恕，曰仁义礼智，岂有他哉?常人之欲，纵之至于邪僻，至于争夺作乱；圣人之欲，无非懿德。欲同也，善不善之殊致若此。欲者，血气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悦理义者，未能尽得理合义耳。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夫人之生也，血气心知而已矣。老、庄、释氏见常人任其血气之自然之不可，而静以养其心知之自然；于心知之自然谓之性，血气之自然谓之欲，说虽巧变，要不过分血气心知为二本。荀子见常人之心知，而以礼义为圣心：见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进以礼义之必然；于血气心知之自然谓之性，于礼义之必然谓之教；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而不得礼义之本。程子、朱子见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进以理之必然;于血气心知之自然谓之气质，于理之必然谓之性，亦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而更增一本。
分血气心知为二本者，程子斥之曰“异端本心”，而其增一本也，则曰“吾儒本天。”如其说，是心之为心，人也，非天也；性之为性，天也，非人也。以天别于人，实以性为别于人也。人之为人，性之为性，判若彼此，自程子、朱子始，告子言“以人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桊”，孟子必辨之，为其戕贼一物而为之也，况判若彼此，岂有不戕贼者哉!盖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其学非出于荀子，而偶与荀子合，故彼以为恶者，此亦咎之；彼以为出于圣人者，此以为出于天。出于天与出于圣人岂有异乎!天下惟一本，无所外。有血气，则有心知;
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气心知，则发乎血气之知自然者，明之尽，使无几微之失，斯无往非仁义，一本然也。苟岐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六经、孔、孟而下，有荀子矣，有老、庄.释氏矣，然六经、孔，孟之道犹在也。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