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出入于老、释，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云；“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范文正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朱子语类廖德明录癸巳所闻：“先生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似，近年来方看得分晓。”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复入于释氏。至癸巳，年四十四矣。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诗曰：“民之质，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于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着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孟子告齐、梁之君，曰“与民同乐”，曰“省刑罚，薄税敛”，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粮〕”，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
问：乐记言灭天理而穷人欲，其言有似于以理欲为邪正之别，何也?
曰：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流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为相生养之道，譬则水由地中行也；穷人欲而至于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譬则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也。圣人教之反躬，以已之加于人，设人如是加于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则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非恶泛滥而塞其流也。恶泛滥而塞其流，其立说之工者且直绝其源，是遏欲无欲之喻也。“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此后儒视为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继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
问：中庸言“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言“君子必慎其独”，后儒因有存理遏欲之说。今曰“欲譬则水之流”，则流固不可塞；诚使水由地中行，斯无往不得其自然之分理;
存此意以遏其泛滥，于义未为不可通。然中庸之言，不徒治之于泛滥也，其意可得闻欤?
曰：所谓“戒慎恐惧”者，以敬肆言也。凡对人者，接于目而睹，则戒慎其仪容；接于耳而闻，则恐惧有愆谬。君子虽未对人亦如是，盖敬而不敢少肆也，篇末云“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是也。所谓“慎独”者，以邪正言也。凡有所行，端皆起于志意，如见之端起于隐，显之端起于微，其志意既动，人不见也，篇末云“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是也。盖方未应事，则敬肆分；事至而动，则邪正分。敬者恒自检神，肆则反是；正者不牵于私，邪则反是。必敬必正，而意见或偏，犹未能语于得理；虽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则多疏失，不正则尽虚伪。三者，一虞于疏，一严于伪，一患于偏，各有所取也。
问：自宋以来，谓“理得于天而具于心”，既以为人所同得，故于智愚之不齐归诸气禀，而敬肆邪正概以实其理欲之说。老氏之“抱一”“无欲”，释氏之“常惺惺〔九〕”，彼所指者，曰“真宰”，曰“真空”，庄子云：“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释氏书云：“即此识情，便是真空妙智。”又云：“真空则能摄众有而应变。”又云：“湛然常寂，应用无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无，即成妙有。”而易以理字便为圣学。既以理为得于天，故又创理气之说，譬之“二物浑沦”；朱子语录云：“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于理极其形容，指之曰“净洁空阔”；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朱子曰：“不消如此说。而今知他合下先是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道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制度，无造作，止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了，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有理则止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不过就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者转之以言夫理，就老、庄、释氏之言转而为六经、孔、孟之言。今何以剖别之，使截然不相淆惑欤?
曰：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为之委曲条分，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易称“先天而天弗远，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远，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中庸称“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夫如是，是为得理，是为心之所同然。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语天地而精言其理，犹语圣人而言乎其可法耳。尊是理，而谓天地阴阳不足以当之，必非天地阴阳之理则可。天地阴阳之理，犹圣人之圣也；尊其圣，而谓圣人不足以当之，可乎哉?圣人亦人也，以尽乎人之理，群共推为圣智。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矣。推而极于不可易之为必然，乃语其至，非原其本。后儒从而过求，徒以语其至者之意言思议视如有物，谓与气浑沦而成，闻之者习焉不察，莫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也。举凡天地、人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显也。从而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非六经、孔、孟之言难知也，传注相承，童而习之，不复致思也。
问：宋儒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人之生也，由气之凝结生聚，而理则凑泊附着之，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己。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因以此为“完全自足”，程子云：“圣贤论天德，盖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少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如是，则无待于学。然见于古贤圣之论学，与老、庄、释氏之废学，截然殊致，因谓“理为形气所污坏，故学焉以复其初”。朱子于论语首章，于大学“在明明德”，皆以“复其初”为言。“复其初”之云，见庄周书。庄子缮性篇云：“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知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又云：“文减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盖其所谓理，即如释氏所谓“本来面目”，而其所谓“存理”，亦即如释氏所谓“常惺惺”。释氏书云：“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上蔡谢氏曰：“敬是常惺惺法。”王文成解大学“格物致知”，主扞御外物之说，其言曰：“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岂宋以来儒者，其誽尽援儒以入释欤?
曰：老、庄、释以其所谓“真宰”“真空”者为“完全自足”，然不能谓天下之人有善而无恶，有智而无愚也，因举善与智而毁訾之。老氏云：“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又云：“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褔。”又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彼盖以无欲而静，则超乎善恶之上，智乃不如愚，故直云“绝学”，又（生）〔主〕“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此一说也。荀子以礼义生于圣心，常人学然后能明于礼义，若顺其自然，则生争夺。弗学而能，乃属之性；学而后能，不得属之性，故谓性恶。而其于孟子言性善也辩之曰：“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矣。”此又一说也。荀子习闻当时杂乎老、庄、告子之说者废学毁礼义，而不达孟子性善之旨，以礼义为圣人教天下制其性，使不至争夺，而不知礼义之所由名。老、庄、告子及后之释氏，乃言如荀子所谓“去圣王，息礼义”耳。程子、朱子谓气禀之外，天与之以理，非生知安行之圣人，未有不污坏其受于天之理者也，学而后此理渐明，复其初之所受。是天下之人，虽有所受于天之理，而皆不殊于无有，此又一说也。今富者遗其子粟千钟，贫者无升斗之遗；贫者之子取之宫中无有，因日以其力致升斗之粟；富者之子亦必如彼之日以其力致之，而曰所致者即其宫中者也，说必不可通，故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如程子云“敬以治之，使复如旧”，而不及学；朱子于中庸“致中和”，犹以为“戒惧慎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