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世纪时候，西方的各个大规模入侵，至少是由佛兰芒人开端，曾鲜明地变更了语言的分界线。而在中国，人们似乎完全不能看出这种情形，说中国话的地方和说阿尔泰系语言的地方沿着长城分界无疑和汉代曾经存在的情形并无二致。但是这并不阻碍中国的北方人在形体上因为不断吸收突厥-
蒙古以及通古斯的成份而多少有所改变。就象纽斯特里亚人在形体上曾经因为北方的移民而改变，在今天，讲法语的人民中还普遍存在这种情形。
突厥-蒙古的侵入者在中国终于同化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定居者。游牧人变成了定居者之后就不会再回到游牧的生涯。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突厥-畏吾儿人。从八世纪中叶迄于九世纪中叶，这个民族曾占有草原帝国，以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八剌哈孙地区为其中心。在九世纪中叶，他们被乞儿吉思人从这里驱逐出去后，移居中国的甘肃，后来又移至中戈壁的绿洲别失八里（济木萨）、哈喇沙尔和库车，在这些地方，他们采取了定居生活。
当十世纪时候，契丹人于把乞儿吉思人从鄂尔浑驱逐出去之后，向畏吾儿人建议再回返蒙古高原，但是畏吾儿人辞不接受这个礼物。已变成为定居者，
生活于丝绸商队经过的绿洲，他们不想再去大北方重过草原的冒险生涯。同样的理由，忽必烈的子孙子十四世纪末被明朝人从中国驱逐出去之后，重操荒疏已久的旧业时是如此拙劣，如此不知所措。他们对游牧生活方式已经不复了解了。不能再适应于祖先的草原，他们只是于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
在达延汗和阿勒坛汗时候，才在鄂尔多斯和在察哈尔地区恢复了一点这样的生活，这是在中国的边沿和邻境，他们对于中国常常怀抱乡土之思。
草原可能通过移垦者的入侵而造成定居的农耕人，但是定居国家的人民从来不会变为游牧者。这种转变的方向是单方面的，从来没有变化的可逆性。
中国农人的侵入草莽之原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不过都是草原人侵入务农国家，随着他们的行动，
农田变为草原。相反的移动同样存在，这就是中国人对草莽之原的拓垦，随之而发生的是垦田的伸延和草地的后缩。从汉代起，在公元元年前后，中国政府刻意在长城之北的阿拉善、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等地成立了若干军事殖民地，即屯田军士的中心，因此横贯无边无际的草原之海造成若干垦荒的小岛。这一种业绩，和罗马人从莱因河至阿特拉斯所成立的军事殖民地相似，但是它的继续为时远为长久，因为它至今还在那里进行。
清帝国最后征服了蒙古人，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农民既全面又点滴地推进，这许多农民不断地使蒙古草原后退，就象他们使满洲的森林后退一样，
在这里铲去森林，在那里开拓荒地，在这样造成的农垦小岛里面，到处建立起来中国式的小型农场。这是和平的和无名的侵入，在这种侵入的面前，蒙古的牧人或通古斯的林居者一直向北愈退愈远，正如美洲的红种人在美国农民的面前一直向西愈退愈远一样。
草原文化的历史边界
我在它处曾说到草原特殊形式的兽形艺术，这是这一地区一切游牧人民的特点，在欧洲的西徐亚人和萨尔马希安人如同在亚洲的匈奴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一样；在北方的伊兰游牧人如同阿尔泰系人一样。我并不想在这里再做这个研究。我只是想提出问题中一个最奇特的方面，我很奇怪从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注意过，虽然它足供文化史以有益的启发。
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说过，草原的兽形艺术是游牧人的艺术，他们带着它一起转移，自克里米亚至中国的长城，自鄂尔多斯至匈牙利。然而住在东伊兰和印度西北的游牧人向来没有介绍过这种艺术，那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公元前二世纪，月氏人从鄂尔多斯和甘肃的边境迁徒至于河中，
再从那里推进至于大夏，到了公元元年左右，占据了高附和旁遮普。他们的后裔，就是贵霜王朝的“印度-西徐亚”诸王，他们当公元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时候，君临这整个地区。我们关于他们的艺术掌握有很多材料。它一部分是希腊一佛教派的艺术，一部分是马图拉的印度艺术。在这两派艺术之中，
我们找不出草原艺术的踪影，而人们期待印度一西徐亚人会带着这种艺术从甘肃到印度伊兰的边界。
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这里只有希腊的、印度的和伊兰的艺术。同样的情形，见于……哒的匈人。这一种原始蒙古人，蠕蠕人的兄弟，大约是和蠕蠕人一样来自蒙古利亚，先后占据河中、阿富汗以及旁遮普，当五世纪和六世纪的上半叶，他们是这些地方的霸主。人们期待跟随着他们的行踪在他们停留过的地区能找到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明努辛斯克艺术的最终形式以及与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相类似。然而从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包括钱币在内，完全是受印度影响的，尤其是受伊兰人的影响的。
对于这种颇不调和的证据，应该如何下结论呢？北方草原的特殊形式艺术无疑只能在北方草原有它的成就，也可以在凯尔特-日耳曼人的地方取得成功，因为在这个地方，从哈尔希塔特和特埃纳时期以来，在形式化方面和在几何学方面，已经存在一种建立起来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况，一种准备好了的条件。至于在某些地方则相反，草原艺术的天然传播者所遇到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主要是印度-伊兰的塑像和人形的艺术，草原的形式不能夺取，它只在地理观点上征服了这个地方。
相反地，在这些地方它的统治是继续的。如果要究问草原艺术在这些地方是从西到东或是从相反方向传播，那是属于徒然。自从安阳的“象形坟墓”
发现，使我们看到草原的影响及于大约公无前十四世纪的商朝艺术，它在远东的家乡似乎和它在高加索的家乡一样悠久。我们现在暂不推论，在不久就要出版的一部书里面，我们再来指出相继相承的各种中国形式，从悠久的时期开始，就和相继相承的草原艺术形式不断地彼此具有共同之点：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形式，一方面相同于最初发现的鄂尔多斯的艺术，另一方面又相同于西徐亚的艺术；中国汉代的形式相同于诺音乌拉的匈奴人的艺术、巴西里克的阿尔泰系的艺术和萨尔马特的艺术；中国六朝的艺术相同于我们的蛮族大举入侵时期的艺术；最后，唐朝的艺术相同于明努辛斯基的后期铜器和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
我在这里仅仅想和读者预约，我的合作者和我本人已经在塞尼希博物馆鸠集材料，准备发表有关这些形式上相互关系的论著。
成吉思汗系诸汗国
这一篇文字的作者是E.卡韦涅，他是这部《世界史》的主编。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是这部世界史的一种。卡韦涅在本书之末增加这篇文字以说明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和世界史的关系。原来的标题，仅曰《附篇》，兹就内容，题为《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卡韦涅这里所说的很概括，他的立场和观点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这篇文字有若干地名和人名，因为对音问题，没有将他译为中文，即照原文写入，希望读者原谅。——译者）
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个短期的“蒙古统一”如何产生，它是以什么方法达到，有哪些好的和坏的后果。其后果之中最有持久性的，已经在“伟大的发明”的标题之下载入西方的一切历史教科书之内。上面提到，这是一个重要途径（本书第278
页），确实曾传递了不止一端的技术进步。欧洲在中世纪的末期，在蒙古人侵入之后，约从1300
年开始所发生的技术突进，并不是偶然的：指南针、火药和破布制的纸以及由此而发明的印刷术。当这个时期，在技术的观点上，中国是无可否认地属于先进——在这种先进后面，说实话，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精神。中世纪的欧洲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这时候没有条件来真正体会远东的哲学和艺术：但是技术，从它的本质说，是可以立即仿效和流传的。至于输入途径的详情，还有欠明瞭。人们注意到伊本·白图泰（阿剌伯人，旅行家，1304—1378），于十四世纪的上半叶，航行印度洋多次而丝毫没有提到指南针，然而在他沿海航行以前，指南针肯定是已经在这一带被知道许久了。当在中国的蒙古人和日本作战的时候，真正的火药武器曾否被使用？还是疑问。关于纸，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据我知道，这从来没有疑问。
总之，这些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就象西方所惯常认为的“阿剌伯数字”
其实是源自印度一样。同样，西方对这些经由伊斯兰教世界的媒介自远方传来的技术进步，一般也不清楚其真正的来源。
现在我们要说几句关于蒙古统一解体之后由此分出来的几个国家，但首先要提四个主要事实，这些事实创造了这些国家：
（1）者别和速不台1219年至1222
年的长途进兵。这时候西方人正忙于第五次的十字军在埃及的远征，这个进兵使西方人首次在耳朵里留有“鞑靼人”这个名字。将花剌子模沙的军队根本铲除并将他们抛到幼发拉底何方面，间接激起了埃及算端玛勒克凯末尔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结成了有名的联盟（1228—1229）。之后，这个军队导致了基督教徒终于丧失了耶路撒冷（1244
年），以及圣路易的首次十字军远征：儒安维尔的散文叙事，在西方文学里面取得了市民权。这个进兵的积极结果是蒙古人在里海沿岸和南高加索成立了稳固的据点：这样就为罗斯汗国和波斯汗国的建立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