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上面所说，客列亦惕人绝似曾占据鄂尔浑河上游和土拉河上游的突厥-蒙古帝国的故土。凭藉这种地位，他们可能希图征蒙古取得一定的霸权。
前于成吉思汗时期两代，他们的汗王马古思（即基督教名马可）不亦鲁为了这种目的，和戈壁东部得到北京女真人或金支持的塔塔儿人打仗。但他为塔塔儿人所俘虏，献于金人，被钉于木驴之上而死。马古思的寡妇，美丽的忽都克台亦里克只为欲报仇，伪称往塔塔儿首领纳兀儿处致敬，献“忽迷思”
（qoumiz）一百袋，这是马乳所酿的，为游牧人所喜欢的饮料。实际上每一袋中藏有一个战士。乘塔塔儿首领设宴招待之际，这一百人突然出现，杀死了纳兀儿。按照地点的距离来说，客列亦惕人的中心地点推定是在土拉河流域，而塔塔儿人居住在客鲁涟河下游的南岸，这个斗争使我们推想客列亦惕汗王们的活动范围曾经扩大至蒙古东边相当的远。然而从马古思死后至于脱斡邻勒（接与上文的脱古鲁勒应系一人）的即位，客列亦惕人没有显著的发展。马古恩遗两子，忽儿察忽思和古儿罕，前者袭汗位。后来忽儿察忽思的儿子脱斡邻勒，得成吉思汗的助力，曾一度称霸于外蒙古。
客列亦惕人的西边，就是说大约在上鄂尔浑河和纳伦河之西，
是乃蛮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占据杭爱山西部现今乌里雅苏台地方，和阿尔泰山的乌布沙泊以及科布多地方，一直到也儿的石湖和斋桑泊。伯希和先生说：“虽然他们的族名似蒙古（乃蛮在蒙古语中的意义为八），但是他们的各种称号都用突厥语，乃蛮很可能是突厥人蒙古化。”和草原上大部分人一样，乃蛮人相信珊蛮教，但据志费尼说，聂斯脱利教曾传到他们中间。文化因素的输入是来自他们南方的邻人，即畏吾儿突厥人。前于成古思汗一代，乃蛮王亦难赤必勒格（突厥语中亦难赤指“可信赖的人”，必勒格指“智者”）或（照《拉施特书》）称之为亦难赤埃格都忽汗，以善战著名，“他从来不让敌人看见自己的脊背或马的后臀。”
不亦鲁（Bouyrougn）在畏吾儿突厥语中意义为“将帅”，其动词debuyur的意义为“统率”。关于这位汗王，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
《秘史》，海涅士译，第194节。伯希和，《通报》，1914年，234。关于乃蛮人《拉施特书》，别列律译，“部落”，又“本传”第112
页。拉施特干说到客列亦惕人和乃查人之后，提到另一个。
我们在下文还要说到在西南部的两个有文化的民族：首先是畏吾儿突厥人，他们在塔里木北边的绿洲，在别失八里（古城附近）、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变成为定居人民，受佛教和聂斯脱利教的双重影响，他们在文化上甚至在文学上都很可观；其次是哈剌契丹人，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这是契丹人的一支，当他们大约于公元1125
年从中国被驱逐出去的时候，在突厥斯坦成立了一个新的帝国。
蒙古社会的解体、成吉思汗创业前在混乱状态之中的蒙古
除上述两种人定居在草原地带的南边和蒙古本部的境外之外，其余蒙古地方再度陷入野蛮状态之中，如果拿它和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当“突厥”突厥人（Turc“Tou-Kiue”）成回鹘突厥人的汗王们统治时期的蒙古情形对照，
更为明显。在塔塔儿人、蒙古人、客列亦惕人或乃蛮人中间，人们找不到和中古初期“斡耳朵巴力”或“宫帐城”相似的东西。当然，“突厥”人，或回鹘人所谓“城”，不过指一种巡回的营，就是蒙古人所称为“古列延”
的，环绕着首领的帐，这种游牧城（除去在某一季节再回到所喜爱的地点之外）是常常可以随着他们的汗王而移徒的。然而在成吉思汗诞生时期，蒙古草原和森林内地连这种临时的粗糙的集合体都没有。家长制的氏族即以“斡孛黑”（obog）著称的，以及其狭义“牙孙”（yasoun）即支族，当然是蒙古社会的基层组织。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成吉思汗幼时的情况（并不是例外的情况），这个社会正在解体甚至在退化之中，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这似乎是退化到以家为单位的阶段。关于这一点，令人联想到澳大利亚的斯克鲁布人，居住点分散，有如十九世纪时英国最早的探险家们所形容的那样。
在十二世纪中叶的蒙古草原上，人们所常常遇见的不是什么由营帐和车辆构成的牢固的集合体，而仅仅是极少数的家庭所结成的游牧营盘，即所谓“阿寅勒”，而且往往只有一个家。成吉思汗幼时和他的母亲以及兄弟被伯叔们所遗弃后，依靠渔猎维持困难的生活，为我们提供这种生活方式以一个实例。
突厥-蒙古部落，其名为别斤，“昔时较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更为强盛。”别斤人的妇女以美丽著名（《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113—114页）。
古列延（Kuriyan）在蒙古语的意义为“圈子”、“栅栏”、“固定的或流动的营盘”，科瓦列夫斯基词典，Ⅲ，2638。伯希和，《通报》，193O年，290。
当公元716—734
年，默棘连想替实厥的可汗毗伽可汗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城，但是毗伽可汗的老练参谋欲谷劝他不要建筑，因为游牧的人所以不可制服，就在于能够迁徒无常。（这一段史料见《新唐书》第二一五卷《突厥传》。——译者）
牙孙的字义为“骨”，广义的说，可以指“家”（科瓦列夫斯基词典，Ⅲ，2274）。符拉基米尔佐夫解释说：一家人被认为属于同一的骨。（符氏著《蒙古社会制度》，列宁格勒，1934
年，第46、47、132、137页）
阿寅勒（ayil）是若干穹帐结成的营盘。在蒙古近代语言里面，据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3，指“邻人”、“邻居”、“小市镇”。（阿寅勒或解释为一个家族，参阅《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1958
年科学出版社中译本，第87—88页。——译者）
然而在原则上和精神上，蒙古社会还是一个很有等级的社会，虽然我们并不全部接受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论点，但成吉思汗本人的兴起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凭藉着这个等级程度特别是有关于诺古特（nokud，那可儿），
有如已经逝世的拉尔夫·福克斯所纪述］。蒙古社会有它的贵族，拥有“把哈秃儿”或“把阿秃儿”（勇士）的称号，或称“那颜”，其多数为“那雅特”（贵人），或称“薛禅”（贤者）。蒙古社会有他们的自由人称“那可儿”（nokur）其多数为“诺古特”（nokud），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以这些人为基础建立其政治-军事制度，他们构成战士和亲信人这个阶级。蒙古社会有它的平民，这就是普通人民（“哈剌出”
、“阿拉特”⑧。最后，蒙古有它的奴隶（“孛斡勒”。“兀纳罕-孛斡勒”）。在每一个蒙古人民的集体之上，原则上都有一个王（汗）或首领（“别乞”）(11)统治着，“别乞”的称号似乎在森林的部落中间比较普遍，例如斡亦剌人、篾儿乞人。此外部落和部落彼此之间，也有等级之分，这是由于他们中间有的被他族所击败，或是相反地被他族所援救，或则因为要取得邻近强盛部落的保护，变成为较大部落的藩属或依附者。例如我们将于下文见到的札刺儿人和成吉思汗的祖先的关系（参阅后面第九节）。又如后来翁吉刺惕人和斡亦刺人向成吉思汗的输诚都属于这种情形。
事实上，经过长时期的混乱状态，当十二世纪中叶之际，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关系似甚松弛。真正的蒙古人，即泰亦赤兀惕和若干其他部落，已经不再有汗王，通过我们在后面要说到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和未来的成吉思汗的斗争以及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斗争中，就可见他们处于真正混乱状态之中。氏族和支族互相争夺牧地和驻扎营帐的地方（“嫩秃黑”）可举成吉思汗本人的情况以资证明：当某一首领死亡而其儿子还太小时，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的营帐和车辆每次有因此而分散的危险。族外通婚的原则使蒙古人必须于本部落之外寻觅配偶，有时用磋商的方式（例如成吉思汗的婚姻），有时用抢夺的方式（例如也速该的婚姻），引起的冲突或联合为数相等：我们曾提到，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抢夺篾儿乞人的一个首领的妻子河额仑为配偶，和篾儿乞人为了报复起见，也抢夺去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波斯历史家拉施特在以下话中或者有所夸张，借此以提高成吉思汗的才能，他说，在成吉思汗即位以前，儿子不再服从父母，兄弟不再服从兄长，妻子不再服从丈夫，
有钱的人不再帮助本部落的首长；到处是成群的盗贼、抢夺者和叛变者。牲畜和马群不获安全，马匹因为过度疲乏和得不到休息而死亡很早。混乱情形遍处。”纵使此话有浮夸之处，使人们易于了解当时情况，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声诉里面有一部分是真相，尤其是，我们如果联想到成吉思汗少年时代的社会，由《秘史》可以看出，是一个劫掠盛行、凶残狠毒和极端混乱的社会。
成吉思汗的先驱者、蒙古人初期的团结趋势、海都的称汗
在成吉思汗结合蒙古人各部落成为一体以前，似乎先有若干次朝着这一方面走的尝试。《秘史》所载的口传故事，证明这种趋势已在“歌谣中传扬”。尼伦族的神秘祖先阿阑豁阿，就曾留给她的子孙们以这样的遗训。有一夭，
她招集了她的五个儿子，交给每人一枝箭，叫他们折断，他们毫无困难地将筋折断了。然后她将另外五支箭束在一起，激挑他们试折这一束箭，对他们说道：“我的五个儿子啊！你们就象这五枝箭一样。单独一枝，任谁也容易折断，你们兄弟如果团结在一起，就象这束箭一样，没有人能够折断！”
李端察儿的后裔之一海都似曾开始联合蒙古各部落。他的故事有类成吉思汗历史的预兆。海都的祖父篾年土敦早丧，有妻名那莫伦，生子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