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仅仅就西亚东欧而言，这里已涉及到许多不同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带，西徐亚人和匈人有那些不同地方呢？关于西徐亚人，克里米亚的希腊古瓶曾提供我们以精细的人种学的参考材料。从罗马时代的绘图，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高卢、日耳曼和达基亚祖先的形象，他们完全是北方的雄伟战士。相反地，中国编年史家和艺术家们遗留下来的匈奴形像都接近于若南德所描绘的阿提拉形像，即所谓典型的匈人。此外，语言学家们一致以为匈奴人是属于阿尔泰系，他们的方言或属于原始蒙古的类型，或者更可能是属于原始突厥的类型，而专用名称的研究使我们知道西徐亚人所说的是一种伊兰方言。
然而，我们可以将希罗多德所说的和中国史家们所说的相比较。前者告诉我们西徐亚人的生活形态，后者说到匈人所过的生活，几乎与之完全一样。这些猎取人头的人，携带着他们的车辆和可以折卸的帐幕，流浪在他们畜群的后面，以兽肉和乳料为生，当人们攻击他们时候就逃走，不提防他们的时候就来攻击，固然在种族上有所不同，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的文化阶段：即畜牧的阶段。阿剌伯人，这些从南方来的侵入者，也是属于畜牧的阶段。这是人类地理学的具体事实，制约着亚洲的一切侵入的历史。
在草原地区的畜牧生涯需要时常徒移，因此将人们固定在放牧状态之中。这是极为低级的文化阶段，然而就是很有潜在力的民族（我此刻想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类人）也不免如此。所以成群的殉葬，在美索不达米亚，
于乌尔女王楚拔之后不久就废止，在中国，在安阳帝墓之后不久就废止，而在西徐亚人中间继续至于希罗多德时代，在蒙古人中间一直继续到成吉思汗的埋葬。引起这些侵入的，正是一种时代的移位，将约略停止在等于纪元前三千年情形的人和我们的中世纪的人同时并存，在上亚细亚，草原上还维持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状况，而在南方，早就进入极其发达的农业阶段。
蒙古人入侵的规律：是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还是政治事实？
如果草原常常足以供养畜群，由此而供养它的游牧人，但有时不能很好地供养他们。这是不是沃壤和沙漠永久的互相调剂？从古地理学说，这是不是一种由暑热而至于沙漠化的过程呢？亢旱的年头使畜群倒毙，引起饥荒，
迫使游牧者向耕种地的边缘寻找活路。欧文·拉铁摩尔由这个事实出发，想从突厥-蒙古人对于中国的周期性的入侵中找出蒙古地方亢旱的周期性运动。照这样说，入侵的规律将是一个测定温度的规律。这种解释足以诱惑人。
然而它不幸有中国的历史家们用心地对我们叙述各种政治的情况，我要说这是属于政客们的情况，他们曾在中国的朝廷里面帮助了、也可以说是招致了各种入侵。不能否认，每当游牧人的潜在的压迫力和定居国家正常所具有的抵御力失去了均衡的时候，几乎必不免有以启其端。司马氏的普朝到了公元四世纪初叶时候，宋朝到了十二世纪初叶时候，明朝到1640
年时候，都是没落的王朝，有时是在解体之中（就晋人和明人说），出现了一批批的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他们在游牧人的弹指之间一败涂地。处于游荡在长城北边的纪元前三千年的人和文化极度发达的例如与宋徽宗同时的人之间，只要后者一旦示弱，就可以使这座屏障——万里长城——屈服。如果象拉铁摩尔所说的，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足以影响历史，这个周期性运动只能在历史听任其发展和黄河的防线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
周期性侵掠的规则与偶然的征服
游牧生活实际上使突厥-蒙古人，对定居人民处于显然优势。游牧人——
一般的说是骑马射箭者——具有流动性，几乎有到处皆是的神秘性。他们的失败不发生什么后果，因为他们可以立即逃走。欲使他们受到惨痛失败，中国的军队就要进攻至于戈壁沙漠的北边，至于鄂尔浑河和客鲁涟河之上，即他们安放其财产，即畜群的地方。当第八世纪时候，一个突厥汗王想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和中国一样的有城墙的美丽的国都。他的老谋深算的谋臣暾欲谷对他悦：“你要小心呵！现在你在中国人面前可以无限制地退却，所以你是不可制服的。如果你将自己关在城垣里面，你就要失败。”从另一方面说，当成吉思汗的左右劝他暂停对唐兀人的战争时候，曾对他说，唐兀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由此可见，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击的，而掠夺的入侵几乎是一定可以成功。即使其结果是失败，而在开始时候也可以带来战利品和欢宴。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
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根据上面的举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周期性的侵掠（和相应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国人关系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
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它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十世纪时候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契丹人攻占了中国的都城开封之后，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又退出该地。
联盟者和边境民族
结成联盟的鞑靼人以移民或隶属者的资格住在长城外沿的中国与匈奴人杂居的三角地区，他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属于匈奴种的小王侯们，成为中国的藩属，沾濡中国的文化，获得中国的封号，以帝国的名义管理他们在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的驻营地方，比起在外蒙古君临鄂尔浑河、土拉河和客鲁涟河之上的突厥-蒙古汗王们，他们显然是微弱得多。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常常危险性更大，因为他们常常到中国的朝廷去，所以了解中国朝廷的一切弱点，有供给情报的人在那里，而政客、失意者以及内奸们往往向他们通款。公元四世纪初，刘聪的事件就很有代表性。这个事例令人联想到许多在报达宫廷里面居住过的突厥人首领们，他们就象南下长城的结成联盟的匈人后裔，与加色尼朝和塞尔柱朝的逐渐侵蚀伊朗具有相似之处。而且这些联盟者是守卫长城外沿的人，当他们自己不想闯进长城的时候，
他们就将长城的门户开放给来自北方的游牧人群。汪古突厥人（中国历史家称之为白达达）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从1206年开始就把进军陕西的途径献给成吉思汗。
然而对成吉思汗这是例外，因为北方野蛮民族占领中国全境，这种情形只发生过两次，首先是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然后是四个世纪之后的满洲人。通常情形，野蛮人的大帝国虽然在北方拥有广袤无边的草原，但要想占领中国，总要遭到失败，而若干零星小部落反而得到成功。攻破中国古代帝国的
并不是大约在公元开始之初占有全蒙古草原的匈奴大单于们，而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结成联盟的匈人的小王侯。同样情形，继承唐朝中国的，既不是七世纪时候使它震惊的突厥帝国，也不是八世纪时候傲慢地给它以保护的回厥人，而是一个很小部落，即以边境卫士的资格，居住在鄂尔多斯的沙陀突厥人。在西方的情形与之相似，最先征服伊兰东境的突厥人，并不是威胁科斯洛斯的西突厥，而是在许久以后的伽色尼朝的微不足道的雇佣士兵，那些从前为萨曼、异密服务的护卫队。最后，将伊兰全部长期占领为时达四个半世纪之久的是一个小部族——由伽色尼人引进为河中的藩属的塞尔柱的乌古斯部族。
由此言之，这个历史的第二个规律无疑是，当地理上的变迁由草原而过渡到耕种地时候，和文化上的变迁由游牧生活而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时候，结成联盟的鞑靼人就获得意外的利益。在城门口的游牧人，由于环境给予一些便利，为时不长就变成为城市里面的游牧人，无论古老的或是新兴的城市都无法长期地抗拒这种情形的出现。
草原的收人和林木中人
为了抵制在草原上游牧的畜牧人，定居人民有一个补救方法，这就是向森林中的牧人请求援助，他们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或满洲森林之中，
在蒙古草原的后面。通过《拉施特书》我们知道，如同中国人和波斯人鄙视突厥-蒙古的畜牧人，将他们视为野蛮人一样，这些畜牧人也鄙视林木中人，
以他们为野蛮人。农耕者求助于林木中人可能是希望唤醒他们对于那些从事游牧的世仇和近邻的怨恨。有时这种箝敌之策是成功的。就象公元840年，
鄂尔浑河的畏吾儿突厥帝国被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儿吉思人所推翻。然而这种伎俩总是有危险的。为了牵制在察哈尔的契丹人，中国的宋朝求助于女真人，
即在满洲森林里面的通古斯人。女真人果然于大约1120
年之际彻底击败了高度中国化的契丹人，但是不及十年之后，他们就把宋人的北方中国全部夺去。同样情形，女真人的后裔，即在北京的金人，为了抵御戈壁东部的塔塔儿人，
召唤肯特山的半游牧半森林的蒙古人相助。结果是于二十年内，北京被蒙古人的首领——成吉思汗所征服。
草原和耕地
游牧人征服了农耕地区之后，产生什么结果呢？在经济观点上，其结果是不难看出的。公元四世纪时，中国的北方在匈人统治之下，耕种地退变为荒原。四世纪中叶，渭河的下游，即旧都西安府所在的地区，居民是这样少，
耕地是这样荒废，以致有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乡村被虎和成群的狼侵入。农民们请求已经代替了中国天子的匈人首领驱逐这些猛兽。他拒绝不去干涉，青草遍地和草原的或荆棘丛中的野兽侵入这些地方，在他看起来，似乎正是他胜利的一种证明。
而且由于耕地的退缩和农民的被屠杀或被驱逐而使农业有系统地被消灭或至少是倒退，这是游牧的胜利者有意追求的目标之一。我们记得，根据费志尼和拉施特的记载，成吉思汗和拖雷曾于1220
年至1221年之际，对呼罗珊和阿富汗采用了残破方法；我们这里可以提到薛列夫哀丁或阿拉伯沙的叙述，帖木儿兰于1384
年把锡斯坦毁灭。这些城市被夷为平地。农村人口被用心地消灭，一切是小心和耐心地进行，和猛烈的进攻完全不同。树木被连根锯去。河道被壅塞或变为浑沼。水井被用尽方法填满，否则就放毒使其长久不能饮用。粮仓与储藏的种子被焚烧。土地和水流概被灭绝。要了解这些措施所造成的有时是不可救药的结果，应该看萨奥达法国教会所摄制关于锡斯坦城于1384
年被帖木儿兰所毁灭的影片。本来是一片沃壤的地方，只见颓垣残壁，环绕着的是沙积成丘，有如月球上的景象。这是土地绝灭的一种令人心碎的纪录。蒙古人的侵入，在干燥的平原地方，对于这种情形的造成，曾给予有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