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东突厥终于衰落了，他们的继承者，畏吾儿突厥人仍在外蒙古建立了他们的中心，即其“斡耳朵巴力”（或“宫廷的城”）坐落在现今哈刺-
八刺哈孙，即在哈刺和林稍北一些的地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约于公元763
年所接受的聂斯脱利教的影响，回鹘人达到相当高的文化阶段。通过栗特人而采取了叙利亚的字母，他们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字，后来由此产生了蒙古的和满洲的字母。鄂尔浑河的故地成为草原帝国的传统中心，到这个时候已经一个世纪了（自公元744
年至840
年），现在就要变更它在历史上所赋予的地位了。回鹘人似乎开始要从游牧的生活进入定居的生活。在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某些具有有利条件的地方，他们已有变成农耕者的倾向。摩尼教不是劝告他们食用蔬菜而放弃他们旧有的肉食和乳料么？
在哈刺-八刺哈孙的一个82O年的碑文里面说：“野蛮风俗和充满血食烟火的地方变成食用蔬菜的地方，杀戮的地方变成鼓励行善的地方。”伊朗的影响，
由摩尼教而传入，而中国的影响，则由于回鹘的可汗们与唐朝的皇帝们联盟结好而增加，共同地把未来的外蒙古变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伟大帝国所在地。这些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可以料想突厥-蒙古民族的命运可能完全不同。
不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党地方，因为印刷上拼音有错误，使我在《草原帝国》中（第30
页）说错了。参阅塔尔格朗著《战后在北亚细亚发现的古物》《芬兰-乌戈尔学报》，第47页，赫尔辛基，1937年。
这里所说的碑文，指阙特勤碑。——译者
斡耳朵巴力（Ordou－baligh或作ordou-baliq），“皇帐的城”。在畏吾儿突厥文字里面，ordou
指营帐（御用的），由此有宫殿、宫廷等意义。参阅伯希和《通报》1914年，264。
聂斯脱利教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在唐代传入我国，称景教。——译者参阅沙畹与伯希和合著的论文《Untraitémanichéenretrouvéen
Chine》，《亚洲学报》，1913年，Ⅰ，268。
这种情形，不禁使我们设想一个“大突厥”可能建立起来，在宗教方面受摩尼教、聂斯脱利教和佛教的推动，在艺术方面受希腊-佛教派或伊朗化的库车派和吐鲁番派的推动，最后在知识方面受库车、粟特和梵文文学的影响，自成一种文化，可以和邻近各国的文化并驾齐驱。我们今天由畏吾儿文学里面所得到的了解，尤其在沸教方面，允许我们窥测这种可能性。
然而到了公元840
年，回鹘人，被另一种突厥人从鄂尔浑的帝国地方驱逐出去，这一种人完全是野蛮人，这就是来自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儿吉思（黠戛斯）人。当回鹘人向戈壁的绿洲、向吐鲁番、向焉耆、向库车徙移而变成为定居民族的时候，乞儿吉思人使蒙古地方倒退到野蛮状态去。在乞儿吉思人统治之下的八十年（自公元840
年至920
年）期间，sjtxtSJTXT小说下载ｃom鄂尔浑地区没有留给我们任何东西足以回想在东突厥和回鹘人统治之下所出现的文明曙光，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比拟和硕柴达木的强有力的英雄史诗或哈刺-八刺哈孙的宗教狂热遗迹。到了公元920
年轮到了乞儿吉思人也被契丹人国王耶律阿保机在一场胜利的进攻中从鄂尔浑驱逐出去之后，情形更坏，因为契丹人在侵入之后并不占据该地。虽然阿保机曾邀请回鹘人（向在甘肃甘州称王的回鹘人国王乌母主提出）再来繁殖他们旧有的地方，但是没有结果。回鹘人已经完全习惯于塔里木盆地北边游行商队所经过的绿洲的农业和商业的生活，拒绝再过草原的危险生涯。外蒙古此后被委弃于来自亚洲北部的各种不知名的游牧部落。一度在历史上发出光芒的外蒙古，又投入荒蛮之中。从此它的情况晦暗不明，一直至于成吉思汗的崛起。在这个时期，历史的注意力转向契丹人。我们曾指出，这一种民族的蒙古人性质，他们居于南满的西面，辽何西岸之上，在这条河流和它的支流察哈尔河之间，即在现今热河地方。契丹人并不是像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属于通古斯种群，其实他们是属于蒙古语族，他们的语言是“蒙古的方言而和说通古斯话的人接触，带了强烈的腭音。”
他们从其君主阿保机时候开始强盛，阿保机属于耶律氏，当公元924年和936年之间，他完全征服了戈壁的东部。公元936
年，阿保机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继承人德光，由于中国人的割让而得到当时还是个第二流的普通城市的北京，同时得到山西北部的边境要地——大同。中国人一切收复这两处地方的企图概归失败（公元979
年，986年），反而被契丹人大举以骑兵横行中国北部直抵黄河沿岸，到达中国国都开封府的对面（公元1004年）。就是在这一年，1004
年，中国和契丹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终于成立了和议，两国的边境划在距北京稍南一些的地方。
巴托尔德不赞同将Ouigour和Oghouz这两字都指回鹘人，见所著“vorle-sungenüberdieGeschichtederTürken
Mittelasiens”，柏林，1935年，第38页，Menzel译。我们知道Oghouz
这一字突厥语指“族”，在鄂尔浑河的实厥碑文里面，Togouz-Oghouz有九个族，另外UtchOghouz三个族，AltiOghouz六个族等等。
参阅《辽史》，伯勒什奈德（Bretschneider）译，《中世纪史研究》第1卷，214页。
翁独健教授按（以下略作翁按）：金人灭辽之后，对其所属的部落极端压迫，励行征集各部的丁壮编入队伍以为侵宋防夏准备。复迷信敌人来自北方，遂拟消灭塔塔人、蒙古人，每三年派兵出塞肆行掳掠杀戮谓之“灭丁”。这与近代帝国主义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土人的灭绝政策相仿。同时金人又实行“清野”政策，使边防三百里内外无人烟，谓可以防止蒙古南侵和劫掠。并毁其船筏，不使窥边境，还有施行私相越境法，犯者以死论。与西夏虽有使节往来，然后来只留有所谓榷场数处以为贸易交通孔道。金人常谓“得其人不可有，得其地不可居，”故对蒙古及塞外各部落尽其掳掠、残杀、奴化及分化的能事。这里著者所谓“一度辉煌于历史上的外蒙古，因此又投入荒蛮之中，从此它的情况不明”，其理由和情况有如上述。这时蒙古汗朝亦为之消灭，至成吉思汗始恢复汗位。
或作yi-la，参阅罗尔夫·斯坦的《辽史》，T．P．1939，23。（原注以耶律既作yè-liu也可以作yi-la，系由中文耶津亦作移刺。——译者）
德光即《辽史》所称太宗。——译者
当整个十一世纪，契丹人和平占有北京。和古老的中国接触，他们很快变成文明人，但是丝毫没有丧失他们种族所固有的特性。十三世纪初，契丹的一个贵族耶律楚材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他成为中国文学之士，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但是他保留足够的蒙古人特性使他可能成为成吉思汗的亲信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