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
我们将要看到的成吉思汗的武功，有如我们对于阿提拉的认识，使我们达到另一种观念。如我们所知，阿提拉并没有真正夺取他所征服的一切其它好战人民的东西——即阿尔泰人、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西安-阿兰人或日耳曼人的东西。他满足于屈服他们，如同滚雪球一般，以匈人为核心，将其它民族合并在内，然后推动这些全部人众去攻击各古老的定居国家。与此相同，成吉思汗也兼并了在戈壁的所有的突厥部落，将它们编入他的旗帜之下，带领他们去征略中国和波斯。因此，“蒙古”军旗就如同在蒙古人头上一样，也飘扬在突厥人的头上，而在斡罗思南部和突厥斯坦，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几乎尽是突厥人。为了避免疑义，这一点是应该说明的。在草原帝国里面，从匈人至于成吉思汗，它的人种常常是很复杂的；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语言上的共同性要远逊于生活方式上的共同性，这种生活方式即游牧生涯，此外要知道所有这些游牧人同时也是狩猎者，因为这是适宜于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地带的。
另一个开宗明义的问题：十二世纪的一切蒙古人，在文化上是否都是远远落后于和他们同时的突厥人呢？有人说，蒙古语的演进由我们看来落后于突厥语很多，并引波普和巴托尔德以提高其论据的价值；又以为成吉思汗的伙伴们和别的族类相比，例如与畏吾儿突厥人相比，便觉得态度往往稍为野蛮。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前于成吉思汗两个世纪，有一个说蒙古语的民族，
即契丹人，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相反地，现令西伯利亚的属于突厥种的雅库特人，还是一个原始民族。总之，在人种学方面，蒙古人或突厥人的进化迟速绝不应以他们的语言演变为标准，而要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是蒙古人的部落或是突厥人的部落，如果能够住在和定居文化直接邻近的地方，和中国或波斯接触，这些部落就变文明；如果住在草原深处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就还是半开化人；如果住在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尤其是住在森林里面、西伯利亚的山区或满洲的森林地带，他们也可能还是真正的野蛮人。在这种场合，决定历史演变的是人种地理学的具体事实而不论其种族为何。
蒙古民族溯源、成吉思汗武功的前奏
因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的历史是草原人对于耕种人千年斗争历史中的一段，甚至可以说：这是草原和耕地斗争的一段历史。因为中亚细亚和上亚细亚在事实上成为两种地理演变的场所。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南方沙漠暗中侵蚀有水草的耕地，当人类已经有了历史的时期，因为被放弃而出现一种“撒哈拉化”现象，约在公元四世纪，在和间和罗布泊之间尼亚、密儿伦、楼兰的若干中心地区因为水源枯竭而荒废，可以作为证明。这种“撒哈拉化”
还可以内斯坦因考察团在这整个地区所发现的许多“地下森林”而得到证明。
尼·波普，现代蒙古语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巴托尔德，苏联学者，著有《蒙古人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等书。——译者。
成吉思汗时代，有一部分蒙古人，《拉施特书》和《秘史》都称之为“林木中人”
另一方面，在稍北一点可以看到一种互相交替的痕迹，耕地向草原发展，草原向耕地反攻。如果前一种现象仅仅产生于自然的力量（虽然游牧民族的破坏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水道系统的毁灭，而水道乃例如喀什噶尔地区和锡斯坦所恃以维持其植物的生命的），那末，在“青草之原”上的耕地的前进或后退，总是人为的事实。在汉代（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我们看到中国的屯田军士逐渐向山西、陕西、甘肃北边的草地推进。汉“天子”
的农田使匈奴的畜群后退。到了四世纪，随着匈奴大举进攻中国北方，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在五十年中，只是游牧民族互相残杀，经过许多次的掳掠、抢劫、焚烧，把陕西、山西、河北的中国城市弄得残破不堪。在乡间，被农民放弃的耕地长满蓬蒿，一片荒芜。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空无人居，虎狼成群侵入，在陕西称帝的野蛮人领袖符健，号秦国，这个朝代无疑是属于蒙古种，在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恐惧而请求他驱逐猛兽；他拒绝这种请求，他是宁愿站在狼的这一边而不站在农民这一边的人，他说：“这些野兽饥饿了，
等到他们满足的时候，就不再吃人了！”在这种残酷性格里面，可以看出蛮人领袖的内心深处的满足：草原野兽侵入这些地方足以完成突厥－蒙古人群的占领。曾建立过某些中国旧都城的陕西，正在变成为属地，成为阿拉善和鄂尔多斯的延续。可注意的是，成吉思汗的最初目的也是这样。当他占领中国北方一部分地方时候，曾想消灭农户，废除耕种，将土地变成牧场：如果这样，中国在黄河以北的土地将要变成为一片草原。相反，自十八世纪以后，
中国的农民不断向蒙古的草地及满洲的森林侵入，常常使鄂尔多斯的游牧人和通古斯的狩猎者后退到更远的地方。
当草原向耕种地区横暴地侵入和耕种人向草原反攻的中间，有时形成短期的均势，这是当某一个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在中国地方居住已经相当的久，于保有足够的蛮力以统治“天朝”的文明人之外，还因为和中国人接触而享有相当威望和政治头脑以对付草原故乡深处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同类人。
公元五世纪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原始突厥人的“魏”朝的拓拔王拓拔焘，提供我们这种均势的范例。公元429
年，当拓拨焘将要向戈壁对蒙古种的蠕蠕人发动一场反侵掠战争的时候，他的幕僚们提醒他，在南面有受到建都在南京方面的中国人从背后进攻的危险。他凭藉着他的双重优越性，就是以中国方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蛮方法对付中国人而回答说：“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一队小马和初生的犊，如何能够抵御虎或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蠕蠕人，他们夏今在北方游牧，事后向南方转移，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劫。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了，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雌马要照顾小马。只要在那时攻击他们，断绝他们的水草，几天之内，他们就要被俘或被歼了。”这样被指出来的双重优越性，确是成古思汗之孙忽必烈大汗成功的左券，这使他能够同时战胜还在草原深处游牧的亲族和在南方的中国人。然而这种双重优势只能暂时存在。必然到达一个时期，即突厥-蒙古种的征服者完全中国化，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或者被北方的游牧部落所击败，或者像拓拔人那样被中国人同化，或是和忽必烈的后裔那样被中国人驱逐出去。在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之中，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节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
蒙古本部或外蒙古，从贝加尔湖向南伸展，由阿尔泰山至于兴安岭，这一个地区，北方为树木繁生的山岭和牧地，南方为草原地带。邃古时期，
该地区似乎曾经是一个文化萌芽的中心，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旧石器时代的若干洞穴居室，特别在贝加尔湖西岸，上东古斯卡河的支流别拉亚河旁边，
伊尔库茨克迤西八十里的马尔塔地方。
在上述地区的腹心地带，鄂尔浑河的上游，杭爱山山中，公元元年前后第一个匍人帝国似乎是以这里为其中心：“单于”或匈奴之王的王庭可能是在这里，即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弯曲处，在现今的额尔德尼昭——成吉思汗后裔的哈刺和林城的西面。当这个时期，现今的内蒙古，就是说在戈壁和长城之间的一片长形草原，是若干其他匈人部落的领域，他们常常为中国人的帝国的利益而扮演边境卫队或藩属的角色。公元四世纪初叶，也就是这些在河套地区联合起来的匈人，从中国夺取了北方诸省的大部分。类似局面再出现于七世纪。在这个时期，外蒙古成为东突厥汗国的中心，在这里，其可汗们曾有驻在地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右岸，十分靠近哈刺和林。也就在这个地方的附近，介于和硕柴达木小湖和柯克淮-鄂尔浑之间，哈刺和林以北六十公里，
有刻在石上的追悼文字巨著，它代表突厥民族的初期史诗。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沿着长城北边的境上，成立了一个分离出来的突厥汗国，它依附中国，
时而和中国联盟，时而被中国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