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在此请来上面的人物，就是要用实例生动地说明，当法律制度不完备，以及具有崇高理念的强有力的法感情无法满足时，对该法感情将产生怎样的不良影响。此时，为法律而斗争就是对法律斗争。法感情被本来应该保护它的权力抛弃，为此主张放弃法律这个阵地，通过自力救济企图获得被愚蠢、恶意、软弱无能拒绝给予自己的东西。然而，国民的法感情对法的如此状态发出弹劾和抗议之声，并不限于单个的、尤其是精力充沛具有勇猛性格的人。这种弹劾和抗议采取一定的现象形式，并经常在全体国民中反复，我们依据它的使命以及国民、国民的一定阶层考察适用它的方式，把它称为国家制度在民众层次的代用物和补充物。属于此类的在中世纪有秘密刑事审判（Vehmgericht）和自力救济权Fehderecht,这些正是当时的刑事法庭无能或具党派性以及国家权力处于权力丧失状态的重要证明。在现代属于这类的是决斗制度。这正是国家对名誉毁损所处的刑罚没有满足社会的一定阶级容易受伤的法感情的事实上的证明。此外，属于这类的是科西嘉人的血仇和北美的民众审判私刑法。无论怎样，它们包含了对国家的责难。这些责难，不是认为国家需要它们，就是国家要容忍它们，二者必居其一。对个人而言，国家对它们屡禁不止之时，它们将成为重大（义务）冲突的原因。科西嘉人依国家的命令压制血仇时，在同胞间实行部落制裁，相反地依靠民众层次的规约压力，接受血仇时则成为审判处罚的对象。我国的决斗也一样，身居将决斗作为与名誉相关的义务的境遇中，拒绝决斗将损伤自己的名誉，履行决斗将被处罚，这无论对当事人还是法官，同样进退两难。在古代罗马探寻类似的现象是徒劳的，因为在那里国家的诸制度与国民的法感情完全一致。
第五节为国民生活权利而斗争的重要性
以上我结束了有关个人为权利而斗争的考察，我们沿着为权利而斗争个人动机的各个阶段来追寻这一斗争的足迹，其动机从单纯利害打算的最低阶段开始为权利而斗争，驶向主张人格其伦理生存条件的更理想阶段，最后到达实现正义理念的高峰这已是绝顶。一但从此移开脚步，侵害法感情的犯罪者将立刻坠入无法的深渊。
但此斗争的利益绝不仅限于私法和个人生活，不仅如此它还将远远超越这些领域而存在。所谓国民不过是所有个人的总和，正象单个人要感觉、思维、行动，国民也要感觉、思维、行动。如果个人的法感情在私法关系上无精打采、胆小怕事、麻木不仁，如果这种法感情由于不正当的法律、恶制度带来的障碍而找不到自由的强有力发展的无地，如果这种法感情正期待支持和协助却遭遇迫害，作为其结果如果习惯于容忍不法而无奈放弃，那么当这种奴性的萎缩的麻木的法感情，遇到不是个人而是有关全民族的权利侵害时，诸如针对政治自由的谋杀计划，宪法毁弃或颠覆，外敌攻击等问题，谁又会相信他会摇身一变，感情饱满、精力充沛地投入行动。没有勇敢地保护自己权利习惯的人又怎么会迫于冲动心甘情愿地为了全体献出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因图安逸和胆小怕事而放弃自己正当权利的人，对自己人格和名誉上蒙受的观念上损害完全不理解的人，经常只用物质尺度衡量法的事情的人，对这些人当国家权利和名誉发生问题时，能指望他们利用另外的尺度，拿出别样的感情吗？此时迄今为止压抑胸中的理想主义能够突然地从那里进发吗？不，并非如此！为公法和国际法而战的斗士只能同样是为私法而战的斗士。他在后一种关系中获得的同一性格将把他引向为市民自由的斗争和对外敌的斗争在私法上播下的种子，在公法和国际法上结出了果实。在私法这块低地上，于人生琐屑的关系中，那力量被一点一滴地形成、聚合，国家必须积蓄为达此目的而大规模实践所必要的道德资本。不是公法而是私法才是各民族政治教育的真正学校。要想知道一个民族于多事之秋如何维护其政治权利和国际法上的地位，只要看一下它的各个成员在民事生活中是如何主张自己权利的，就一目了然了。我曾经在前面举了好斗的英国人的例子，在此只要重复一下那里叙述的内容就可以了，即英国人据理力争的古尔登金币中蕴藏着英国政治的发展史。每个人纵使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也勇敢地主张自己的权利，把这作为一般习惯的民族，谁都妄想从这样的民族那里抢夺他们的宝贵之物。因此，对内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发展，对外表现出最大的势力扩张的同样古代国民罗马人，拥有了极为精致的私法绝非偶然。也许听来似是而非，法是理想主义，但不是幻想的理想主义，而是有节操的理想主义，即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如果其深藏的核心遭侵害，则对其他一切奋不顾身的人的理想主义。至于对他权利的攻击是来自何方是来自个人还是来自本国政府，来自其他民族，这些对他又有何干系。他决定对这一攻击予以抵抗的原因不是攻击者的为人，而是他法感情的能量、道德力量，他总是以此来主张自己的，因此一个民族对内对外的政治地位与其道德力量相应这一命题永远正确中国只要保留对成年孩子加以管束的戒尺，纵使拥有几亿民众也绝不会占据小国瑞士对他国所拥有的国际法上受尊敬的地位。瑞士人气质在艺术文学的意义上的确绝不是理想的，与罗马人一样通情达理讲求实际，然而在我关于法所使用的理想主义一词的意义上，它与英国人一样，瑞土人也是理想的。
健全的法感情这一理想主义，利。此外不参与法和秩序的维护，他如果限定于只保护自己的权理想主义的基础将自行崩溃。此理想主义不但知晓在自己权利上保护法本身，也知晓在法上保护自己权利。当严格守法的这种心情，这种感觉冲斥于天下的国度，寻找别处频仍存在的人世间可叹的现象，即官厅追诉拘留犯罪者和违法者时，民众却站到犯罪者一边，把国家权力看成民众求来敌人的现象，是徒劳无功的。在这样的国度中，每个人心中牢记有关法的事情就是有关自己的事情在这里同情犯罪者的，只有犯罪者本人，而不是普通人，极普通的人宁愿积极去帮助警察和官吏。
以上所述结论几乎没有必要逐字逐句道于言表，它是极简单的命题，即在对外保有威信，对内坚如磐石的国家再也没有比国民法感情更宝贵、更需要培育、奖掖的财产了。这是政治教育的最高且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只有每个人的健全有力的法感情才是国家力量极为丰富的源泉，得以自立于国内外的确实保证。法感情是整棵大树的根，当这根不发挥任何作用时，他将在岩石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他一切都将归为泡影。一旦暴风雨来临，整棵大树将连根拔掉。另一方面，大树树根深藏于土中，其优点是人们只见其树干和树冠，不当的法律和恶的法制度波及国民道德力量的破坏性影响，在为多数对政治一知半解的人不屑一顾的地下领域发挥作用。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惹人眼目的树冠，对由根攀援到树冠的毒物全然不觉。然而专制主义心中十分清楚，要推倒大树必须从某处下手，于是最后不是对树冠下手，而是去破坏树根。专制主义无论在何处，都首先从侵害私权，虐待个人开始着手。因为在该阶段大功告成，树就会自行倒掉。正因为如此，无论如何这个阶段对抗专制主义最为关键。所以罗马人在结束王政和十人官制上以妇女的贞操和名誉侵害为契机，因为他们对自己在于些什么再清楚不过了。农民的法感情被赋税摇役破坏，市民被置于警察监管之下，旅行许可取决于护照的发放，由慰悯慈悲之心分派赋税通过战害在民族中生存着的一切生机勃勃的个人感情和一切的道德力量，专制主义不流一滴血的开进城来。即使马基雅维利那样的人物也不会想出如此高明的谋略。此时人们当然不会察觉出专制主义和恣意行为所经过的城门，对外敌也同样开放，当外敌当前时，贤者们才悟出国民的伦理力量和法感情才是御敌的最有效的屏障，但为时已晚。德国失掉罗特林恨和埃尔萨斯就是在农民和市民成了封建专制主义恣意行为对象的时代一一那些地方的居民和同胞是不会为国家着想的，他们甚至连感觉自己存在的事情都忘却了。
然而，我们亡羊补牢才悟出历史的教训，这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之所以没有悟出此道的时机，并不是历史的责任。因为历史始终在大声疾呼让我们知道那一切。民族力量与法感情的力量为同义语，培养国民的法感情就是培养国家的健康和力量，当然这种培养不是在学校和课堂上的理论培养，而是把正义原则实际地贯彻于一切生活关系，这光凭法的外部机构还不够，此外部机构极其完美地设置运转的结果，为维护最高秩序有时会全然无视上述要求。农奴制、对犹太人的保护关税及其他，这些与健全有力的法感情要求水火不相容的过去，许多法规和制度也是法律，是秩序，并且恐怕通过这些法规制度，与身负重荷的市民。农民、犹太人相比，国家将蒙受更大的损害。实体法的稳定、明了，确实并不单在私法，废除警察、行政、财政立法等所有法领域上的与健全的法感情格格不入的一切法规，法院独立、诉讼制度的尽可能完善，这是全面发展国民法感情乃至国家力量的必要手段。国民认为不当的或可惜的规定和制度，无论是什么，都是对国民法感情乃至国家力量的损伤，是对法理念的犯罪。它常常反作用于国家，国家必须以更高的代价补救有时他对于一个国家相当于失去一个州。当然我并不认为国家应该从这样的合目地性考虑避免这些罪恶，毋宁说为理念本身而实现这一理念，才是国家极其神圣的义务。但这也许是纯理性的理想论，即使是讲求实际的政论家和政治家嘲笑地拒绝这一要求，我并不打算责怪他们。正因如此，我要把他们充分理解的问题实际的一面演示出来给他们看。在这实际的侧面上，法理念和国家利益并不相悻，无论怎样健全的法感情，不能永远忍受恶法。它终将愚钝、萎缩、堕落，因为正如前面我多次论及的那样，法的本质在于行动一行动的自由对于法感情恰如良好的空气对于火焰一样。因此，对于法感情禁止行动的自由或妨碍之（象断了空气来熄火一样），意味着扼制法感情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