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所谓道德学者，不能离社会而孤行也，往往与其羣之旧俗相比附。於是，因此，而社会之惨苦壁垒反因之而益坚。而自然之性又惯趋权利，而与其爲害之物相抵触。於是纷乱之迹，终不可绝，而道德之势力，入人已深，几以爲天然不可踰之制，乃相率而加其轶於外者以“大逆不道”之名。凡开辟以来，合尘寰之纷扰，殆皆可以是名之，固非特中国爲然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人性与世界之抵触。”此义在中国罔或知之，唯老、庄实宣其蕴，而拘墟之俗士，反羣起而之。不知谓其说之不可行则可，谓其理之不可存则不能也。今观《红楼梦》开宗明义第一折曲，曰：“开辟鸿蒙，谁爲情种？都只爲风月情浓。”其後又曰：“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曰“情种”，曰“败家的根本”，凡道德学一切所禁，事之代表也。曰“风月情浓”，曰“擅风情，秉月貌”，人性之代表也。谁爲情种？只以风月情浓故。败家根本，祗以擅风情，秉月貌故。然则谁爲败道德之事？曰人性故。欲除情种，除非去风月之浓情而後可；欲毋败家，除非去风情月貌而後可。然则欲毋败道德，亦除非去人性而後可。夫无人性，复何道德之与有？且道德者，所以利民也。今乃至戕贼人性以爲之，爲是乎，爲非乎，不待辨而明矣。此等精锐严格之论理，实举道德学最後之奥援，最坚之壁垒，一拳搥碎之，一脚踢翻之，使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更无余地以自处者也。非有甚深微妙之哲学，未有能道其只字者也。然是固可以爲道德学咎乎？曰：不可。彼在彼时，固不得不尔也。且世变亦繁矣，後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红楼梦》者，不能预烛将来之世变，犹创道德学者不能预烛《红楼梦》时之世变也。特数千年无一人修改之，则大滞社会之进化耳。而奈何中国二千年，竟无一人焉敢昌言修改之哉！而曹雪芹独毅然言之而不疑，此眞使我五体投地，更无言思拟议之可云者也。此实其以大哲学家之眼识，摧陷廓淸旧道德之功之尤伟者也。而世之人，顾羣然曰：“淫书、淫书。”呜呼！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一切物果绿乎哉？果黄乎哉？《红楼梦》非淫书，读者适自成其爲淫人而已。
评《红楼梦》者十余家，支离灭裂，无一能见其眞相，而尤谬者，乃至羣焉以甄宝玉爲一佳人。夫此书固明明言之曰：“都说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全书言金玉、木石者尤屡见，不一见，此书固言木石，非演金玉也。甄宝玉者何？眞宝玉也，玉也；贾宝玉者何？假宝玉也，石也，着者之意明白如此，而评者昧昧焉，纵全无脑筋，亦何至若是！
甄宝玉乃一极通世故之人，贾寳玉乃一极不通世故之人，着者愤世之心，於此可见；亦足见《红楼梦》爲社会小说之一端也。
吾国近百年来有大思想家二人，一曰龚定庵，一曰曹雪芹，皆能於旧时学术社会中别树一帜。然二人皆老学派也。（定盦名爲学佛，实则老学甚深，其书中亦屡言老聃。）吾国社会中，凡上等思想人，其终未有不入老派者，实非社会之福也，其故可思矣。
余不通西文，未能读西人所着小说，仅据一二译出之本读之。窃谓西人所着小说若更有佳者，爲吾译界所未传播，则吾不敢言；若其所谓最佳者亦不过类此，则吾国小说之价値眞过於西洋万万也。试比较其短长如左：
一、西洋小说分类甚精，中国则不然，仅可约举爲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然一书中仍相混杂，此中国之所短一。
一、中国小说，每一书中所列之人，所敍之事，其种类必甚多，而能合爲一炉而冶之。除一、二主人翁外，其余诸人，仍各有特色。其实所谓主人翁者，不过自章法上云之而已。西洋则不然，一书仅敍一事，一线到底，凡一种小说，仅敍一种人物，写情则敍痴儿女，军事则敍大军人，冒险则敍探险家，其余虽有陪衬，几无颜色矣。此中国小说之所长一。
一、中国小说，卷帙必繁重，读之使人愈味愈厚，愈入愈深。西洋小说则不然，名着如《鲁敏孙漂流记》、《茶花女遗事》等，亦仅一小册子，视中国小说不及十分之一。故读惯中国小说者，使之读西洋小说，无论如何奇妙，终觉其索然易尽。吾谓小说具有一最大神力，曰迷。读之使人化身入其中，悲愉喜乐，则书中人之悲愉喜乐也，云爲动作，则书中人之云爲动作也，而此力之大小，於卷帙之繁简，实重有关系焉。此中国小说之所长二。
一、中国小说起局必平正，而其後则愈出愈奇。西洋小说起局必奇突，而以後则渐行渐弛。大抵中国小说，不徒以局势疑阵见长，其深味在事之始末，人之风釆，文笔之生动也。西洋小说，专取中国之所弃，亦未始非文学中一特别境界，而已低一着矣。此中国小说之所长者三。
唯侦探一门，爲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敍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眞瞠乎其後矣。
或曰：“西洋小说尙有一特色，则科学小说是也。中国向无此种，安得谓其胜於西洋乎？”应之曰：“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不当在小说界中论胜负。若以中国大小说家之笔敍科学，吾知其佳必远过於西洋。且小说者，一种之文学也。文学之性，宜於凌虚，不宜於徵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闻，《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特惜《镜花缘》、《荡寇志》去实用太远，而《西游记》又太蒙头盖面而已。然谓我先民之无此思想，固重诬也。”
准是以谈，而西洋之所长一，中国之所长三。然中国之所以有三长，正以其有此一短。故合观之，而西洋之所长，终不足以赎其所短；中国之所短，终不足以病其所长。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眞可以自豪也。
孔子曰：“我欲托之於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吾谓此言实爲小说道破其特别优胜之处者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凡人之性质，无所观感，则兴起也难；苟有一人焉，一事焉，立其前而树之鹄，则望风而趋之。小说者，实具有此种神力以操纵人类者也。夫人之稍有所思想者，莫不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顾谈理则能明者少，而指事则能解者多。今明着一事焉以爲之型，明立一人焉以爲之式，则吾之思想可瞬息而普及於最下等之人，实改良社会之一最妙法门也。且孔子之所谓见诸行事者，不过就鲁史之成局，加之以褒贬而已。材料之如何，固系於历史上之人物，非吾之所得自由者也。小说则不然，吾有如何之理想，则造如何之人物以发明之，彻底自由，表里无碍，？无一人能稍掣我之肘者也。若是乎由古经以至《春秋》，不可不谓之文体一进化；由《春秋》以至小说，又不可谓之非文体一进化。使孔子生於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说，以鞭辟人类也。不宁惟是，使周、秦诸子而悉生於今日，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诏後之人，而咸当本其学术，作一小说以播其思想，殖其势力於社会，断可知也。若是乎语孔子与施耐庵、曹雪芹之学术行谊，则二人固万不敢几；若语《春秋》与《红楼梦》、《水浒》之体裁，则文界进化，其阶级固历历不可诬也。
小说之所以有势力於社会者，又有一焉，曰：坚人之自信力。凡人立於一社会，未有不有其自信力以与社会相对抗者也。然衆寡之势不敌，故苟非鸿哲殊勇，往往有其力而守之不坚，久之且消磨焉，沦胥焉，以至於同尽。夫此力之所以日澌灭者，以舍我之外，皆无如是之人也。苟环顾同羣而有一人焉与吾同此心，同此理，则欣然把臂入林矣，其道且终身守之而不易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盖谓此也。古人所以独抗其志，逖然不与俗偶者，虽无并世之俦，而终必有一人焉先我而立於简册之上，职是故也。小说作，而爲撰一现社会所亟需而未有之人物以示之，於是向之怀此思想而不敢自坚者，乃一旦以之自信矣。苟不知历史之人，将认其人爲眞有；苟知有历史之人，亦认其书之着者爲并世旷世，心同理同，相感之人也。於是此种人之自信力，遂因之益坚，始焉而蓄之於心，继焉而见之於事。苟有流於豪暴者，人訾其强横无理，彼固以鲁智深、武二哥自居也。苟有溺於牀笫者，人訾其缠绵无志，彼固以林黛玉、贾寳玉自居也。旣引一书中之人爲同情之友矣，则世人虽如何非毁之，忠吿之，其言终不能入，其心终不可动。有时以父母师长之力强禁之，禁其身不能禁其心也。舍其近而昵其远，弃其实而丽於虚，虽曰爲常人之所駴乎，然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物各从其类也。此固心理问题，而非算术问题也。故爲小说者，以理想始，以实事终；以我之理想始，以人之实事终。
不宁惟是，小说者，固应於社会之热毒，而施以淸凉散者也。凡人在社会中所日受惨毒而觉其最苦者二：一曰无知我之人，一曰无怜我之人。苟有一人焉，於我躬所被之惨毒悉知悉见，而其於评论也，又确能爲我辩护，而明着加惨毒於我者之非，则望之如慈父母良师友不啻矣，以爲穷途所归，命矣。且又不必其侃侃而陈之，明目张胆以爲我之强援也，但使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虽昌言之不敢，而悱恻沈挚，往往於言外之意表我同情，则或因彼之知我而怜我也，而因曲谅其不敢言之心；因彼之知我者以知彼，且因知彼者以怜彼，而相结之情乃益固。故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虽峨冠博带之硕儒，号爲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守经而不敢易者，往往口非梁山而心固右之，笔排宝、黛而躬或蹈之，此无他，人心之所同，受其惨毒者，往往思求怜我知我之人，着者之哀哀长号，以求社会之同情，固犹读者欲迎着者之心也。故一良小说之出世也，其势力殆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使人无论何时何地，而留有一小说焉以监督之，而慰藉之，此其力眞慈父母、良师友之所不能有，而大小说家之所独擅者也。此无他，圣经贤传之所不能诏而小说诏之，稗官史籍之所不能载而小说家载之，诗歌词曲之所不能达而小说达之，则其受人之欢迎，安得不如泥犂狱中之一光明线也。其有一种之特别势力也，以其爲一种之特别文学也。
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於模，影之於物矣。虽证诸他邦，亦罔不如是。卽如所谓某某未来记、某星想游记之类，在外国近时之小说界中，此等书殆不少，骤见之，莫不以爲此中所言，乃世界外之世界也，脱离今时社会之范围者也。及细读之，只见其所持以别善恶决是非者，皆今人之思想也。岂今人之思想，遂可以爲善恶是非之绳墨乎？遂可以爲世界进步之极轨乎？毋亦以作者爲今人已耳。如《聊斋》之？？？，以丑者占全社会之上流，而美者下之。观其表面，似出乎今社会之范围矣。虽然，该作者亦未尝表同情於彼族也，其意只有代某生抱不平，且借此以讥小人在位之意而已，总不能出乎世俗之思想也。近来新学界中之小说家，每见其所以歌颂其前辈之功德者，輙曰“有导人游於他境界之能力”，然不知其先辈从未有一人能自游於他界者也。岂吾人之根性太棉薄，尝爲今社会所囿而不能解脱乎？虽然，苟着者非如此，则其所着亦必不能得社会之欢迎也。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於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爲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爲恶小说之因乎？（以下曼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