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近年来，汽船的发明大大缩短了航行的时间，使爱尔兰的牛运送到海峡对岸也成为可能。大量阉牛和猪每天从都柏林向利物浦出口，而从前只有腌肉才能运到英国。这必然对阻止牧场之遍布于整个大不列颠稍有帮助。
正如我们所知，曲于国民财富的增长，特别是由于工业的扩展而引起的谷物种植场变为牧场的一个后果是，农业人口的缩减，当然，这件事必然引起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农村中失业的劳动者现在必然涌向城市去谋生，从而扩大了那些已经成为上述生产部门中雇佣劳动者的队伍。因此，以牺牲那些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口为代价，在这些行业中做工的人数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彻底废除谷物法之后必将导致这种结果。如果它的废除对价格会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说至少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的话，那末必然是某些现在种植谷物的土地，例如所有目前仅可支付各种费用和利润但并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不再能这样耕种了。不管这些土地变成什么样子，是抛荒呢还是被改变成树林或牧场，总之，我们可以肯定，有一部分从前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劳动者已不再被需要了，因而他们不是靠教区的施舍来生活就是涌向城市去寻找工作。废除谷物法的这些后果是：首先，由于已不再需要某些农业成员的劳务而引起的灾祸，必将落到目前农业人口的头上；其次，农业人口的持久减少必定会跟着发生，当然，这是在考察这一重大问题时不应忘记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正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这不仅是一个影响地主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广大农民的利益有着重大影响的问题。离开人们虐诚地希②
在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是耕种者从而他不仅从利润而且也从地租中获得收入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但这一点将在以后详细阐明。
望结束以牺牲农业人口为代价而使英国工业人口更进一步增加的局面还有多远，也许是很难揣度的。
当我正在探讨地租时，论述一下全国范围内地产的占有方式将大大加速或延迟把谷物地变为牧场的过程，也许不是与本题无关的吧。哪里的土地已成为少数人的财产，哪里的地产就大，因而上述的变化过程要比土地非常分散的地方快得多。
如上所述，当土地的总产品不仅在数量上甚至在总价值方面实际上已经减少的时候，构成地租的那部分国民收入仍可能增加。因为完全依靠这种收入的大地主，很少关心他土地上的产量，除非这种产量已下降到了影响他地租的程度。尽管供食用的食物产量可能会大大减少，他当然还是要采取有利于增加地租的任何一种体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当牧草在很多情况下终于比谷物提供更高的地租时，他当然要把他的土地出租给牧场，尽管这样一来这些土地所能供养的人数无疑比以前要少。而小土地所有者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有一种小土地所有者，例如法国就有很多这样的小土地所有者，他自己一身兼有劳动者、雇主、资本家和地主的身分。因此，很明显，他以地主的资格只能享有一部分利益，它也许少于其余三者合在一起的利益。他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农场里工作的仅有的劳动者，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消费掉他农场里那么大的一部分农产品，以致增加食用食物的产量而不是增加赖以取得高额地租的价值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小土地所有者不断用他辛勤的劳，动来种植谷物毛马铃薯和其他农作物，他通过这种方法从一小块地产上得到的食物比他经营牧场所能得到的食物在数量上要多得多。没有人象小土地所有者那样勤劳的了。所有产品全都归他所有的意识，极大地促使他竭尽全力从土地上取得尽可能多的粮食。不能指望按日被雇用的劳动者去干差不多同样多的活。我们就用法国的例子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明证。众所周知，法国为数众多的小土地所有者是以勤劳着称于世的，他们不象雇工那样吝惜他们的劳动。只不过为了获得一点小小的附加收益，他们甘愿付出极大的努力。如果他们把耕地变为牧场，他们就将享受到较多的安逸。然而，即使象这样的安逸也不能诱使他们去进行这种改变，首先，因为他们不能用这种方法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庭的生活；其次，正如我所说的；因为他们懂得他们土地上的产品都归他们自己所有，所以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他们的劳动，而是甘心情愿地去付出劳动。假设一个小土地所有者把他的农田变成了牧场，从它上面获得了在种植谷物和马铃薯时一样多的他的小资本和小企业的毛利润，以及一样多或甚至更多的地租，但他必定会失去他自己以及他家中的成年人作为劳动者的报酬，而这种报酬也许构成他年收入的大部分。这一情况是重要的。他与他的家庭成员作为劳动者的收益抵消了，甚至也许超过了他作为雇主、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益。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种情况，所以才阻止他用放牧来代替耕作的。
但是，即使土地尚未再分割到这种程度，以致土地所有者自身必须兼有以上列举的四种身分，那末小土地所有者对于他的地产改变成牧场的兴趣仍然比大土地所有者小得多。如果我们假定土地主要被一度在英国很普遍的一个阶层，即自耕农或者说身兼土地所有者和农业经营者的人所占有，那末我们将发现他们的情况也近似于上面论及的那种情况。这些人与大土地所有者不同，他们不单单从地租上获得收入，而且从利润上获得收入。由于这个缘故，两者在管理他们地产中的利益并非总是相同的。
大土地所有者只关心：一、地租量；二、收租的方便和可靠。由于这些原因，当牛价一高到足以提供比谷物更多的地租，或甚至只有同样多的地租时，他总是偏向于大牧场。但是自耕农所关心的不仅是地租量而且是利润量，因为同一个人可取得这两种收入。我们知道，谷物变为牧草的一个后果是，土地总产品不仅在数量上而且甚至在总产值方面都有所减少，以及尽管利润率仍保持相同，但利润量必然减少，因为这种改变的结果使年支出不那么大了。因此，由于上述改变，自耕农的利润量必将下降。虽然严格说来构成他地租的那部分收入也许稍有增加，但他利润上的减少可能长期超过这方面的得益。如果他把他的耕地变成牧场，他一部分目前投资于耕作并给他带来利润的资本就会停止发挥作用，除非把它贷出以取得利息，否则他就不能从它上面得到任何东西。可是，如果它已被固定在谷仓、脱粒机和农具上，这种做法也就不可能了。另一方面，在租佃人承担这些开支的情况下，资本的这类损失无论如何不会与大地主有什么关系。如果在租约期满时他能够用一种不同的耕作体制来获得更高的地租，那末他何乐而不为呢！
自耕农与小土地所有者相似而不是与大地主相似的另一个情况是，他受产量的影响很大，而产值对他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本人、他家庭、他的朋友以及他的雇工不经过交换而直接消费的产品数量，构成他农场全部年产量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既然把谷物或其他供人食用的植物类食物变为牧草使食物的数量大大减少，专门养牛对小自耕农绝对不可能象对拥有成千上万英亩土地的地主那么有利。农民通常会发现，为他自己和同他有直接关系的一些人生产足够的植物类食物，对他来说是有利的。因此，分割成小地产和小租地的土地越多，用这种方法来维持生计的家庭数目就越多，从而主要用于耕作的土地面积也越大。
另一方面，地产的再分割引起两种情祝，它们显着地减少对鲜肉的需求，从而减少了把谷物改为牧草的吸引力。首先，在地产小、因而农场也小的地方，大量资本积累在个人手上的机会要少得多，那么转移到制造业上去的大资本也就更少，而没有这种资本的转移，这些制造业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经营工业或用他们的财产来致富和过着舒适生活的人数将增加得较为缓慢。因此工业区对一般农产品，特别是对鲜肉的需求也将受到限制。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业人口所消费的肉类，总是比同数量的农村劳动者消费的肉类要多得多的。
其次，在我们现在所设想的这种地产状况下，制造业的扩展，至少那些制造精致品的制造业的扩展（这些产品在促进外贸方面起着主要作用并有迅速增长的趋势），受到国内对它们的需求不足的牵制。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人们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必然主要取决于，农产品在养活了所有生产它们的人以及补偿了农户在生产中所消耗的固定资本的各种组成部分之后所留下的余额。这个余额是创造种植者自己并不生产的便利品或奢侈品的有效需求的基金，而这种便利品和奢侈品或是国内制造的或是通过贸易从国外取得的。同时，这个余额也起着维持从事这些行业的人的生活的作用。它的数量必然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中制造业与商业的数量，至少决定了制造业与商业刚开始时的数量。因为在制造业已臻完善并扩展之后，它们能够在远地为它们的产品找到市场，并能依靠国外的供给来供养它们自己的人。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必须主要依靠这一余额。因此，什么情况最能促进其数量的增长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土地在少数所有者手里而农场大好呢，还是所有者多而农场小好呢？在所有者少的地方，农场也许大，也许并不大。但是在地产为数多而小的地方，由于这些地产通常是由它们的所有者耕种的，所以农场必然也是多而小的。①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在各方面都大大胜过一个小租佃者，因为土地是他自己的，每一点改善都有助于为他自己和家庭所专有的利益，所以他对土地有着更为大得多的兴趣。此外，他自己意识到是个土地所有者，这种感觉本身使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开支方面也注意节约。因此，在小农同时也是土地所有者的地方，人们必定发现凡是小规模耕作所具有的一切长处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是小租佃者的耕作制度必然差得多，尽管差别当然仅在于前者更为勤劳和节约；因为土地的一般耕作方法必然是相同的。在两种情况下，耕作都是以小规模进行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一方面拥有大农场的大土地所有者与另一方面由所有者自己耕种的小地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