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干部，特别是校官病多，没有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近二年来，患肝炎一家一家的，传播得很快。各大军区要把这些干部集中起来，叫他们休养治疗一下，不要叫肝炎再传染。现在医院有人满之患，各军区要配几个医生、护士，搞个疗养院，把他们养起来。这个事情是可能作到，也应该作到的。应该关心。有些干部不愿住疗养院，愿在大城市，那你们把疗养院的条件搞好点，不就行了吗？还应动员说服一下。看到一个报告，校官体重减轻四至五公斤，有的减少十多公斤。这里牵扯一个家属问题，子女问题，并不是干部粮食标准定量不够吃。各大军区可在自己的范围内调剂一下（甘渭汉插话：沈阳已经调剂了，南京也在办）。沈阳军区是个”富农“，他们有一千万斤粮食。但有的军区也不同，广州、山东地区的部队要把土地退还地方，福建也如此。福建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口，每人平均只有几分土地，不过那个地方靠海，还是有办法解决，靠山也有办法。靠海的可搞海带、海菜、打鱼，靠山的可打野味，搞代食品。总之，各军区的条件不同（甘渭汉插话：
有的军区对子女学校包下来了，有的未包，应该包下来）。对子女学校要包下来，他们正在成长身体的时候。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困难些，主要是兰州军区困难些。现在新疆、西藏军区好得很，云南军区也很好，不发生这个问题。武汉军区有个河南是重灾区，是恼火的。可以调剂一些，不要搞得那么死。
子女学校问题，有的主张交给地方去办，有的主张部队自己办。子女到地方上学是个道路，早晚要走这条路。但现在是过渡时期，目前不行。北京军区今年有三千多名子女要入学，只能收七百名学生，还有二千三百名学生送到什么地方去？现在学校很紧张，中央提出许多大学搞得太大，有的一万多人，条件不具备，也很紧张。如果军队都要交给地方，地方吃不消。如云南是少数民族地区，到地方学校上学，去学少数民族语言？应该学汉语嘛！
当然我们那么大规模的办，要那么十全十美的学校也不行。就搞一点房子，安几个教员，因陋就简的办，还可以吸收一部分家属当教员，海岛也可以办小学，舟山群岛就可以办小学。提出与海岛共存亡，但又不以岛为家。人在岛上，心在大陆。办学不要一开始就现代化。应该看到我们同家工业还是落后的，不是光看大城市。子女入学是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教育后代的问题，不给解决不行。我们军队主要是勤俭办学，像”十一“、”八一“学校那样有些特殊，搞的子女有优越感不好，现在也改了。福利费要适当开支，干部子女无处入学，干部中那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福利费几年来用不出去，这是怪事，说明我们的干部福利工作做得相当不好。不少钱冻结起来了。现在一说办学校，就什么都是一套，要勤俭办学嘛。要办就办得很好，办不好不办，是不对的。
对福利问题我不主张作出硬性规定，那样干部部门被动。但是，像干部疗养，子女入学，一定要解决。还有休假问题，以后休假制度一定要坚持。
要搞劳逸结合，每天八至十小时工作就够了。学习方法也不够好，不要太死了，动不动就集中多少天。尤其是会议问题，现在比较少了。开民兵会议、管理教育会议、干部工作会议，这些会是必要的，但下边就不要这样开了，开的规模也别那么大了。开会要有个腹案，不能开”自流会议“。有些可以不到会的干部，可以不到，到多了有些问题还不好解决，有些问题传达后可放到单位去讨论。会议方式要灵活一点。
最后，干部部门的工作，就是：考核干部的思想，选拔使用干部和解决干部福利问题。现在最大精力用在任命上，而干部任命只是手续问题。干部部门要抓紧干部的培养训练，分配使用和干部福利工作，不要把干部任命当作主要工作。有人提出军衔和任免部门合起来，我看可以。
学校毕业学员的验收主要应放在干部部门，要了解有多少合格的，还有多少报废的。
干部部门的干部要有全局的观点，不能只考虑自己部门的事情。总政干部部开会是从整个部署出发考虑的。会上提出的几个问题，大家都同意了，回去就好好办，不能强调本单位调不出干部，压不下去，不能说稳定百分之七十也办不到。连队干部要相对稳定，机关要压缩，学校要调整。现在总后还要九千干部，总参还要一万多干部，我们只好以攻为守，你们说不够，我就说要压。学校也要留干部，留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也不够，我就说不准你留，也是以攻为守。需要是需要，就是要压，你们来参加会议的主任、干部部长不支持，军委批准了也要落空嘛。
注释［1］徐立清，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2］林总，指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林彪。”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顶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坠身亡。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3］蔡部长，指蔡顺礼。
［4］刘主席，指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
［5］吴法宪，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二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6］甘渭汉，时任总政干部部部长。
四十九章在解放军党的监寨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我们过去执行纪律的政策界限，总的情况是好的，对党员的处分一般也是正确的，但也有处分偏多、偏重的现象。某些党的组织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常发生只强调集中，不强调民主，提了点反对意见，就认为是攻击领导，就要进行斗争和处罚，一犯错误就算总账，不让人家说话，这些都是不好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能只是执行纪律，而且还要维护民主，维护党内民主是当前监察委员会的中心工作。有高度的民主，才会有高度的集中，光强调一面是不对的。这次《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1］就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既强调了严格管理，又强调了说服教育。现在摘掉中右、二类、三类分子的帽子，也是为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党员的积极性。过去各级党的组织是不是认真地维护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要配合部队管理教育工作的改进，各级监委都要检查一下，对党的民主是一个推动。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凭个人感情、从个人好恶出发，更不能打击报复。有些党的组织，就听不得反面意见，只强调执行纪律，不强调有提意见的自由，损害了党的民主，取消了人家的发言权，对于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没有做好。有些党委不团结，主要也是作风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党委委员行政上是首长，把首长作风带到党内来了。这样就出现了党内斗争不正常，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现在要维护党的民主，维护党的民主也是维护党的纪律。
处分党员要慎重。对犯了错误的党员，动不动就留党察看、开除党籍是不好的，这关系到党员的政治生命，要十分慎重。对党员执行纪律，要把对党负责和对党员负责结合起来，二者是一致的。对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要靠批评教育去纠正，用纪律处分的方法去压服，也是简单粗暴。党员犯错误有个过程，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有个过程，要承认这一点，要耐心地进行教育，等待觉悟，批评一次不行，下次再来。出了问题就斗，平时不下毛毛雨，这也是对党员的管理问题，值得注意。
对于两性关系问题，要区别对待，对那些情节严重恶劣的，如强奸、奸污幼女、因奸泄密等等，批评、处分都是需要的；但对那些一般性的问题，主要是批评教育。有的婚前同居，婚后生的孩子已经三岁了，还要斗争处分，那就不对了。群众对发生这类问题的人，有意见、气愤，要求严格处理是可以理解的，对那些人是个压力，进行监督，也有好处，但把这些作为执行纪律的主要根据，就不好了。群众有群众的角度，领导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光把群众的态度和意见当作执行纪律的标准，领导上要更全面地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