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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过，政治工作搞死啦，下边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上边对下边一般化地要求，调干部也是一样要求。现在部队不能调了，要挤机关、挤学校。连的干部既无战斗经验，又无工作经验，现在需要把师、团以下干部冻结一下。领导上从总部起，大军区就跟着来。现在你们要讲，上下夹攻就解决了。对工作不利的，你们就顶，怎么顶法？就是提意见，说明情况。
要求过高、过急，大军区有没有责任？上下一齐讲，就可能引起注意，就转的快。
民兵搞起来，究竟搞些什么活动？沈阳提出通过”三堂一部“［8］。民兵活动不能作一般的规定，作硬性规定有坏处，权交省军区，由省掌握。省军区要把民兵活动好的单位总结一下。支部重视、居住集中、文化体育发达，条件好的可能好办一些。
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烂掉的，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那里民兵恐怕要作为重点。
机关民兵和城市街道民兵，如何搞法。机关民兵，国庆检阅、五一示威有意义，不要强调，也不要取消。一般地轰，徒费力气，分散了力量，不能总结经验。城市的街道也不要搞，麻烦的很。工厂、学校要搞一搞，工作要有重点。学校要编教材列入课程，由政治机关统一一下，不能信口开河。有的同志到学校讲课我就很担心，他乱吹一顿。要审查一下，讲个人一套不行。
民兵可以防止偷盗，巡逻一下，就是不要开枪、捆绑，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群众有这个要求。
不要搞大规模演习，民兵训练不要集中你那里搞，方法要变通公社干部配起来，工资由国防费开支，可以集中训练。生产大队以下的民兵干部，用开会的办法，时间不超过半天，分散训练。
民兵活动限制在大队以下，公社以上不搞，利用假日，半天或两小时，规定两小时就是两小时，多一分也不干。有些活动可以都搞，有些活动不能都搞，不能到处套。把好的总结一下，有什么条件，活动什么。民兵活动交省掌握指导，分区研究，执行是县。总部、大军区都不能掌握。
省不要办报纸，可以利用地方报纸搞点消息。
抓典型不够，从动员部到省军区、军分区、县，都有此毛病。这次会议组织的不够充分，也是没有材料，有些材料也未研究。
动员部的工作方法，事务性的多，不研究人家的材料。这次会议强调一下作风问题，不搞调查研究没有办法。
意见交换一下，归纳到两个问题：整顿组织（结合整风、整社）；活动。
没有活动根本不行。
工作条例［9］是草稿的草稿，可以大改，在这里修改后，要带回去改，发到公社叫大家修改。不要怕提意见，怕提意见，你自己搞就会滑倒。
我们的民兵从一九五八年轰起来，现在逐渐摸清了情况。对民兵看法、估计设法统一起来，认识落实，工作就会落实。
民兵落实有重点地搞。活动是多样性的，要把好的典型总结一下。战争起来，动员几千万就是很大的力量。三年可以准备好。
十万干部问题，军委领导同志一般都同意。
全民皆兵是目的，不是行动口号，大办民兵师是具体组织工作。炮一响，搞几千万就可以。沿海搞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就是铜墙铁壁，就不得了。
注释［1］九条、五条，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对民兵提出的战略地位、战略布局、指挥机构、训练方针、干部工作、武器管理、经费开支、民兵代表会议制度以及加强民兵工作领导等九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解决的意见。五条，指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民兵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调查研究、整顿民兵队伍和民兵干部、清理民兵武器、严格控制民兵使用范围与大力整顿和加强人民武装干部等五个方面加强改进民兵工作的措施。
［2］北戴河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
［3］金门打炮，指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盘踞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4］甘副主任，指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
［5］宋维栻，时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
［6］欧致富，时任广西省军区司令员。
［7］六个边防省军区，指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省军区和上海警备区。
［8］三堂一部，指食堂、课堂、会堂和民兵俱乐部。
［9］工作条例，指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民兵工作条例》。
四十七章在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四好连队［1］运动开展以后，部队出现了新气象，各级领导对连队工作普遍引起了重视；问题是对机关的四抓，对机关的思想、作风、学习、生活也要很好抓一抓，不要把机关丢掉了。如思想工作，连队经过”两忆三查“，经过对人民公社六十条［2］的学习，思想比较稳定了。对抓机关还没引起重视，要好好抓起来，机关搞不好对连队没有示范作用。现在少数干部对人民公社还有模糊认识，机关干部，科以上、团以上干部许多人思想还没有敞开。
沈阳军区转来了几个关于团以上干部学习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报告，情况很好，但总的来说对机关干部思想还注意不够。所以对机关科以上、团以上干部要好好抓一下，不要使机关干部掉了队。大鸣大放大字报［3］，对大是大非的斗争，反官僚主义，非常必要，但在经常的思想工作中，在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时，则不能都采取这样的方法，应该搞得细致一些，和风细雨，细水长流，这样才能把认识搞透。部队进行”两忆三查“时，采取了不追、不逼、不戴帽子，思想就敞开了；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也要这样。方法不对头，思想问题就不易解决。机关应提倡干部之间互相谈心、交心、开座谈会，时间要放长一些，譬如一个礼拜抽一两个半天谈心，这样才能把问题搞透彻。
关于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谓从严，不是一上来”连珠炮“一轰，弄得犯错误的同志晕头转向。对于思想错误要具体分析性质、根源，要看一个人的本质，不要把每一句话、每一个现象都罗列起来，不要采取围攻的形式，不要算总账，这样效果不好。在思想批判中不要硬去找”重点“。
现在有的连队干部随便把战士划为三类分子，戴落后分子帽子，不进行充分说服，这很不好，解决思想问题不能这样搞。要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对错误要分清性质，对立场问题、原则问题不要放松。不要抓住鸡毛蒜皮、枝节问题不放，而是要抓住本质，打中要害。关于处理从宽：凡不是敌对性质的问题，一定要从宽处理。这是为了等待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给他留下转变的余地。错误的形成有个过程，认识错误也有个过程。你斗他，他不承认，结果形成僵局，再去压服，弄得思想问题总也不能解决。我们要与人为善，处理思想问题不能简单化，对于干部不要光看到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有些干部心情不愉快，思想敞不开，与方法不好有关系。总之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是统一的，目的就是要让犯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和我们一起对他的错误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