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官也不是什么科学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们几个人看完了展览会得出了这个结论。
谁要不发动群众，谁要违反民主，谁就要受到批判，这是个长期的斗争，要很好地保证它，否则，就会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变质。
对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历来的方针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主要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只要他不坚持错误，不抵制批评，党还是要团结他的。对李立三同志就是这样，毛主席说，应当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他很受感动。
今天我们对党员的错误也是如此，对有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方针，就会使同志间互相了解，使整个党团结得更好。
毛主席讲：团结——批评——团结，批评、斗争就是为了团结。我们经常讲团结，就是因为有意见分歧，团结就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意见都一致了，就不存在团结的问题了。所以要经过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意见的一致，求得团结。
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的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形式的，例如出操，军事工作干部就要发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为了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指挥员、军事工作人员就要用这种形式。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又是统一的。军事指挥员下命令是适合军事工作需要的，却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治工作是可以弥补军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导员和连长争权力，争高低，说连长能下命令，政治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命令？其实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战士听了你的话，自觉地把你的话变成命令一样去执行，这多么宝贵呀！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互相结合，互相补充，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政治干部不要和军事干部争权，争那些无味的东西干什么。
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要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把连队工作做好。红军时期，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可是现在有些人光浮在上层，不重视连队工作。有些机关光拼命地向下发文件，轻重缓急也不管，闹得连队的指导员晕头转向。还有些人下连队是为了写报道、找材料，而不是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解决问题。
注释［1］张发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2］第三次攻打长沙，指秋收起义是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开始的。第一、二次是指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北优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胜利进入长沙和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许克祥叛变（马日事变）后，着名共产党人郭亮、柳直旬等动员长沙、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等十多个县的农军，会同安源工人武装纷纷出发准备围攻长沙。
［3］井冈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当时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
［4］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但由于领导者的认识不一致，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
［5］他带回中央指示，指陈毅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在上海期间，他向党中央如实地汇报了当时红四军的情况，并带回了由他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6］八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九月，红四军在上杭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对建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开了三天，无结果。［7］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实际上的中央领导。
［8］三中全会，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臼至二十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就是为了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召开的。
三十七章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①
（一九五七年九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1］，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分，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忐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已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忐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
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
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春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①本文是罗荣桓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撰写的。刊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星人燎原》
选编之一。
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惶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但精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