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还解决了一个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曾经就”军事首长、政治首长，倒是谁大呀？“”是司令部对外还是政治部对外呀？“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军队能打仗就行了，军事高于一切。不重视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单纯军事观点。
这种观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以我为主。旧军队只讲究下命令。我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用”我们“，我们主张集体领导，这是个很好的传统。
确定军队有党的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当然也有把共产党人保留下来带到南昌去的。如贺龙同志、周逸群同志的部队、叶挺同志的部队。
部队中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就没法联系群众。在黄埔军校，党的力量是比较大的，但没有基层组织，一赶就被赶出来了。有了基层组织，就会联系群众。毛主席提出支部建立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正因为红军是党领导的，”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所以，它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早在一九二七年底，毛主席就提出了我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到古田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
军队就只打仗吗？不筹款就没有饭吃。在井冈山时，我们打完了仗就以班为单位去做群众工作，分乡、分区地去做，因为许多班长和士兵，原来都是搞农民协会的，他们对领导农民打土豪、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政权、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党的组织，都很有经验。那时部队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军队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
关于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在九次大会以前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有很大争论。有些同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
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七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就离开部队，休养去了。八次代表大会［6］毛主席没有回来。这时，中央指示，乘广东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出击东江。等我们到达东江，广东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可东江特委仍然要求我们去打梅县。第一次攻下来了，敌人只有一些民团。
我们在城里只歇了一夜就走了。第二天敌人跟上来了，来了蒋光鼐、蔡廷锴一个教导师。可我们第二次又去打梅县，三个纵队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经过事实的教训，干部、士兵一致要求毛主席回来。这时陈毅同志从上海回来，当时党中央支持毛主席的领导。于是，就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
总之，古田会议就是总结经验，把部队中存在的错误的东西，如：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括起来，做个总结，重申军队内的民主作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然而，我军发展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一九三○年又发生了孪立三［7］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要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组织全国暴动，要各地红军在武汉会师，结果使部队受到了损失。
当时红军的力量很薄弱，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基础也很薄弱，想夺取武汉、长沙、南昌等大城市是不行的，即使打下来了也不能坚持。光靠单纯的军事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当积蓄力量。因此，毛主席对立三路线是抵制了的。南昌就没有打，以后他又建议停止打长沙。从长沙撤回根据地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了吉安。军队对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是抵制了的。如下抵制是不能取得后来反”围剿“的胜利的。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间也不长，三中全会［8］基本上就解决了。
当时，王明他们似乎也反对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但不是反”左“，而是说李立三同志的那一套右了，”左“得还不够，因此他们就更”左“了。他们天天搞游行示威喊口号，九一八事变以后，还大喊保卫苏联。
在根据地内也是一切都打倒，不但打倒地主，也打倒富农、打倒资产阶级，一切都打，没有什么统一战线，使自己非常孤立。
在军事上就是单纯防御。军队片面强调正规化，把三大任务变成单纯的打仗了，不筹款，也不做群众工作。
在保卫工作上就是在内部搞情报，甚至在党内也搞情报，一直怀疑到指挥员身上。在部队中搞”十人团“，有人有点思想问题就要秘密告发，就整，完全是学外国的一套。没有民主，强调军事法庭，强调惩罚。政治工作搞强制压服，吃苦瓜不准说苦，说苦，就是怕吃苦。
因为军队原来执行正确的路线，还是有基础的，没有完全按他们的那套去执行，但军队还是受了影响。教条主义对政治工作影响很大，削弱了民主作风，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官兵关系也不那样密切了。王明他们还闹宗派主义，拉扰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一家。要按教条主义搞下去，革命早就完了，哪儿还会有今天的胜利呢？
很明显，因为教条主义否定了古田会议的传统，结果使我们丢了根据地，长征了。
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又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主张对国民党只联合，不斗争，主要依靠国民党抗战，不在敌后搞根据地。王明的右倾和过去的”左“倾都是以国际路线吓唬人的，当时他住在莫斯科，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发号施令。
在长征中，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也是背离了人民军队本质的。他搞的是右倾逃跑路线。到了草地，他又反中央，那时他借口王明他们有错误，就要用武力对抗中央。在军队建设上他搞军阀主义，军队就是我的，拥兵自卫，反对中央。他完全是搞旧军队那一套，小恩小惠，假心假意拉扰人，对干部是愚民政策，排斥知识分子，不要有文化的。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反对张国焘搞的那一套的。张国焘是孤家寡人，以后他逃跑了，连个警卫员也带不走。
古田会议总结的党委制、集体领导、民主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等已经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这些，哪行啊！
因此红四军九大决议的精神也适用于今天。
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呢？为什么要发扬民主呢？为什么要贯彻群众路线呢？没有就不行呀！军队是革命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没有民主不行啊！
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不同就在这里。政治工作脱离了群众路线，干巴巴的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最近举办了一些展览会，有好多新创造。像防空军的展览会就有二百八十多件合理化建议，绝大多数是班长、排长、士兵创造的。有些合理化建议还是很复杂的呀。我们的一些战士和干部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为什么他们能把现代的科学技术接受过来，并且还有所创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民主，有群众路线，其他什么理由也解释不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