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有些地方党的骨干跑到军队里来了。上海、武汉的一些进步大学生，在城里存在不住，也跑到军队里来，所以起义部队里的政治工作干部很多是大学生。连队党代表我是一个。我是从武昌中山大学出来的，搞了通城、崇阳暴动，有几百支枪。那时就是气愤，不服气，也没有什么办法。当时的兵大都是农民。班长们多是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军官大部分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政治工作人员多数是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大学生。可我们都没有战斗经验，黄埔的学生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战斗经验。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2］的口号下，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进击。那时部队中几乎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些党员活动，有些像秀才造反，大摇大摆的，并没有打起红军的旗号，也没有什么政策。起义很快受挫。有些部队垮了，毛主席在文家市收集了剩下的部队，命令放弃攻打长沙，然后带领部队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这就是三湾改编。接着就把支部建在连上，搞党代表，各级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总的仍然设有前委。这样不仅整顿了这支要垮的部队，而且明确了要搞一支什么样的军队。随后，毛主席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井冈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3］，我们和他们搞了个统一战线，才有了落脚点。
上井冈山前部队比较多。一路上生活艰苦，卫生也很差，长虱子，闹疟疾，很多知识分子动摇了，也有的开小差了。为了巩固部队，毛主席说：不愿意留的，拿上五元钱可以走。这样一来，不稳定的分子走了很多。有些学生走了，有些营、团长也走了。这是个自然淘汰，这样就把部队稳定下来了，人虽然少了一些，可留下的大都是坚定的了。上山后，冬天又来了，没有棉衣棉裤、没有鞋子穿。为了解决困难，训练了一个时期，就下山打湖南茶陵。
把城市占上几天，补充一下。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报纸，知道外面的消息了。
后来又回到山上，在井冈山周围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及湘南农军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因为广州①本文是根据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两次谈话和一次访问记录综合整理的。当时罗荣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荣桓作为古田会议的参加者，在谈话中真实地反映了古田会议的情况，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本文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古田会议五十四周年之际，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暴动的武装叫红军，所以朱和毛会合不久，中央有命令，将工农革命军改称为工农红军。紧接着是粉碎敌人的几次”会剿“和”八月失败“。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上山后，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一九二九年一年间转战于赣南、闽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一九二九年底这两年多时间里，部队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需要总结经验。到达闽西以后，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4］上对一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看法，需要统一认识。于是，陈毅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状况。他带回中央指示［5］后，便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
在会前，毛主席召集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用半个月时间，边调查边分析，一条条的讨论，写出决议案草槁，然后拿到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古田会议本身只开了两天，有毛主席一个讲话，还有陈毅同志一个讲话，朱德同志一个讲话，再就是通过决议。
古田会议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反对流寇思想。当时部队的流寇思想很严重，有些同志想拉来拉去，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例如一九二八年七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主席不在，附和二十九团一些人要回家乡的情绪，使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二十九团原想拉回湘南打游击，结果全垮了。这实际上是单纯的军事冒险，好在二十八团没受到大的损失。
这种单纯的军事冒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映，而”左“倾盲动主义实质上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盲目急躁病、破坏性、报复性的表现，它的产生要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当时，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这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它虽然纠正了右，却没有防”左“，所以就种下了”左“的根苗，连续发生了几次”左“的盲动主义。
而毛主席在井冈山是抵制了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因而引起了犯盲动主义错误的同志的不满。当时中央曾撤销了毛主席前委书记的职务，一度让他去当师长。
流寇思想是主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打城市、打土豪、打倒一切。口号是：打来打去，造成到处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在思想上是不要组织，不要纪律，不要政策，不要政权。在城市里对工商业实行没收。毛主席严厉批评这种错误，说这是流寇思想。因为问题严重，所以定出了政策。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带领部队上井冈山时就提出了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春，毛主席正式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补充为”八项注意“，还提出了城市政策等。
古田会议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阀主义。虽然那时军队本身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军队内部有矛盾，官兵关系很不好。军官们虽然受到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仍然是旧的。军官随便处罚人，搞体罚，造成官兵对立。老兵也欺侮新兵。在井冈山被敌人四面封锁的困难环境中，要巩固部队，就非和这种随便打人骂人的军阀主义作风作斗争不可。
要向军阀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要有新的一套，反对旧的一套。那时把政治工作地位提得很高。指出军队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按党的政策办事。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毛主席就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三湾改编时提出并在井冈山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为了发扬民主。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都代表士兵的意见。士兵委员会连里有，营也有，团也有。战士有了发表议论的场所了，谁也不敢打士兵了。反对军阀主义，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民主就从这里开始了。旧官长的气焰下去了，士兵的情绪很高。
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了些副作用，如极端民主化也来了。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有时也用打人的办法，连、排长犯了错误，也要打手心，当然，这也不对喽。以后很快就纠正了。随着党委会健全起来，士兵委员会就自然消亡，改为军人大会。
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当时，军官和士兵在物质生活上是一律平等的，有些事情还是先士兵后军官，如发衣服时，士兵就先穿上，再发给干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如在打土豪时领到了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平分。后来士兵很自然地感到，一点东西没有平分的必要了，送给干部吃了算了。随着觉悟的提高，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也就逐渐克服了。
那时，党的工作是经过党代表来作的，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兵关系很密切，在行军的时候，官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对党代表是很拥护的。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这也并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出于士兵自愿尊重党代表。
那时，绝大部分干部的模范作用、联系群众的作风都很好，士兵自愿给干部打草鞋。分到伙食尾子，士兵还请干部吃个辣椒呀、泡豆腐呀，那是最好的饭菜了。官兵关系真是密切，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如一九二八年夏天，二十八、二十九团冒进湘南，毛主席带领我们三十一团三营往桂东迎还大队。
我们在桂东遭到土匪伏击，部队给搞散了。到了拂晓，大家都自动地集合起来了，检查了一下，全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担架兵早就回到山上了。那时，谁想拖上几个人几支枪逃跑，那是难极了。
这是政治工作的威力。党的工作很细密，环境越困难越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