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文是罗荣桓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八周年而作。刊载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解放军八一杂志社出版的《八一杂志》第八十二期。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
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我军现在正是处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也就是我军建设的高级阶段。因此，任何固步自封，拒绝前进，都会妨碍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都是非常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也绝不能割断历史，不照顾我国我军所处的实际情况，尤其不应脱离我军的光荣传统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同志在上文中也同时指出过在这一方面可能产生的错误：“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部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这些教诲，在今天还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例如有些同志把严格纪律、严格管理与说服教育对立起来，把军队正规化与必要的民主对立起来，不了解两者的统一性与一致性，错误地认为：“要正规化就不能讲民主，要讲民主就不能正规化。”因而滥用职权，滥施处罚，严重地损害了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光荣传统。
这些同志们忘记了，纪律必须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上。没有官兵觉悟的提高，思想认识的一致，干部的模范作用等，就不能有严格的纪律。有些同志在军官实行军官服役条例和薪金制后，看到军官和士兵的待遇差别比过去大，就错误地认为我军官兵一致的传统要改变；因此就不和士兵经常在一起，对战士的生活也不再关心，伙食不好也不过问，对战士的疾病、个人困难都不加关怀，致使官兵关系逐渐疏远。这种现象如不加以纠正，就有损害我军内部团结的危险。这些同志不了解，军官实行军官服役条例和薪金制，是由于军官专业化，军官要长期在军队服务所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合乎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的。我们对此如能正确地认识，并且正确地执行，是不会削弱官兵一致的传统的。苏联军队是高度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是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苏军的官兵关系，相反的，他们官兵关系是十分亲密的，是如同兄弟手足一样的。
有些同志因为部队进驻了营房，军队的训练任务十分紧张，工作队的任务是大大减少了，就错误地认为军民一致、拥政爱民的传统现在不重要了。
因此就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开始淡薄起来。在有条件参加地方群众工作时，也不积极参加；修建营房、演习场占用过多的耕地，不必要地动员群众搬家；进行野外演习，不注意爱护庄稼；对于汽车司机管理不严，经常发生肇祸事件；在统购统销工作中，违犯政策；对宪法和国家法令不认真学习等等现象都产生了。这些同志不了解，经常关心和支援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我人民军队每一个成员应有的责任，必须教育部队尊重政府，反对枪杆子第一的思想，要教育军人在日常生活中，在执行任务时，在公共场所，都要随时随地遵守国家法令和政府的一切规定。领导机关，则更应注意，使自己对部队的一切命令指示，都与国家法令完全一致，不得有任何违犯。
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建设既然要以最新式的武器和运输工具装备军队，那么我们的生活也要随之有根高的水平。他们把办公室、宿舍、俱乐部修建得过于富丽堂皇；把办公室的家具设备搞得过分讲究；有些军官对所得的薪金不注意节约，使自己的子弟家属在生活上表现得比别人高一等，发展一种铺张奢华、脱离群众的作风，这是非常错误的，是完全与我军艰苦朴素的传统不相容的。这些同志不了解，生活水平是必须与整个国家生产相适应的，军队生活是不能也不应与全国人民生活过分悬殊的。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作风，现在要发扬，将来也还要发扬。军队平时不养成这种作风，就不能经受残酷的战争考验。
有些同志目前滋长着一种脱离政治的倾向。重视技术，这是对的，轻视政治，这是错误的。有的甚至公开说：“我们只管理业务，不管思想。”在用人方面，重视文化技术水平，不管政治条件，没有把纯洁内部、巩固部队看作是经常的政治任务。甚至有些军官在解决婚姻问题则，不问政治条件，乱找对象，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这些同志过去在频繁的战斗环境中，曾经能够保持经常的政治警惕性，但目前公开的、大规模的战争停止了，就麻痹起来。这些同志不了解，现代化建设绝对不能忽视政治。相反的，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大大加强部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把部队的政治觉悟提高到新的水平，即社会主义水平。军队不单要善于同公开拿枪的敌人斗争，而且必须善于同暗藏的敌人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使部队经常保持高度的战斗意志，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防止突然事变。
有些同志近几年发展了坐机关不下连队，安于机关生活，不到操场、课堂的作风，用过多时间开会，写文件、指示、报告、计划等，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骄傲自满，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开展，甚至压制批评，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这些同志不了解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党的作风，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削弱了它，就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使工作不深入，形成一般化的领导。这是与我军领导作风不相容的，必须加以纠正。
那末，产生上述这些削弱光荣传统的原因何在呢？首先是在于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我军过渡到高级阶段时，哪些是属于我军幼年时代的东西，须要去掉它；哪些是属于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的须要继续发扬它，缺乏明确、清楚的分析和辨别。几年来，我军实行了许多重大制度的改革，不断采取许多新措施。在这些新制度新措施实施时，在客观上必然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会产生许多误解。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对此估计不够，缺乏及时地教育和解释。
因此，有的同志要不是对新制度新措施产生抵触情绪，就是否认过去一切，认为我军的光荣传统、建军原则也都要改变了。几年来，我们对于前一种倾向，也就是停滞不前、固步自封、拒绝学习新事物的倾向，曾进行过不断斗争，今后我们还必须继续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后一种倾向正在滋长。他们不了解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经过了无数次考验的。实践证明：有了它就可以取得胜利，离开它就要遭到失败。这些原则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
绝不能丢弃这些，而另来一套。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化军队，绝歹是单纯依靠武器装备的优良，更重要的是依靠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毛泽东同志说过：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军民关系也是一样：“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所以我们说，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单在过去是必须的，而在现代化建设中更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原则，背弃了这些传统，军官如果与士兵分离，就会损害部队的团结，就会削弱军队战斗力。军队如果同人民分离，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就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堵塞了战斗力量的源泉。因此，我们应当根据新的情况，使我军光荣传统在新环境下得到发扬光大。例如部队进入营房后，我军工作队任务减少了，那末在这个情况下，就应当研究如何继续发扬军民一致的传统，而不是去取消它。现在官兵生活待遇差别增大，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研究怎样更好地发扬官兵一致的传统，而不是去削弱它。问题是很明显的，方式、方法需要改变，必须改变，而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绝不能改变和削弱的。
我军现在所处的环境，比过去的农村环境，是复杂得多了，部队不只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不断侵蚀，甚至有些人还受到反革命思想的影响，因而开始蜕化变质。我军内部也还有不少旧军人，他们许多是经过了改造的，但也有不少尚未改造好，他们把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法带到我军中来。我军外部内部这种非常复杂情况，对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是不能不有深刻影响的。再加上近几年来，我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各军种兵种，提拔了不少的基层干部，这些新干部新成员，对我军的光荣传统还体验得不深，我们对他们的教育也还不够，因此在工作中就很容易发生偏向。这种情况，今后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的。这就说明了我们对部队经常不断地进行有关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军现在正处在建军的新阶段，正在实施巨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这个转变又是在我国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我们着重提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并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部队中对光荣传统的错误认识和曲解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和纠正。几年来，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成绩是巨大的，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完成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光荣的任务。
三十六章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①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一九六○年八月十九日）古田会议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召开的。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批判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了建军的方向。我们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对这个会议的意义才会清楚。
红四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另一部分是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农军。
秋收起义部队主要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平江、浏阳的农军和鄂南、湘东武装起义的农民，骨干是武汉政府警卫团（张发奎［1］的队伍）。部队开始叫工农革命军，编为一个师，有三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