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江后，地方军区的军事干部可由主力分出（即由副职调充），这样工作可能更方便些。连排干部甚至团营干部的补充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例如锦州作战，一个师伤亡了三十六个营级干部。东北军区现有八千学生，可做连排干部的补充。今后华北，东北应为前方训练连排干部，其来源可从学校的学生和痊愈的伤员中选调之。团营干部的补充更困难，我们争取在战前抽出一批在职干部准备伤亡后补充。
正规军的服装颜色应统一，不统一则易发生危险。锦州曾因一个纵队的服装不同，而发生误会，伤亡了一些人。部队的识别，也应有统一的规定。
抽调地方干部时，区乡干部最好不抽，抽去南方也很成问题，是否能采取接力的办法［6］。过去山东抽到安东一带的干部，其作用的确不大。
注释［1］毛主席报告，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2］京汉战役，京汉指南京与汉口，京汉战役即后来的渡江战役。
［3］青、沪、穗，即青岛、上海和广州的简称。
［4］杜聿明，指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杜聿明集团，该集团的主要部队是由美国装备起来的。
［5］我军百分之八十是东北人，指东北野战军。
［6］区乡干部……是否能采取接力的办法，指区乡干部不宜离家太远，应从较近的解放区抽调。
二十九章要根本改换一个立场①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这次改编不只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一种政治的改编［1］。这是将蒋介石所指挥的军队，改编为人民的军队，这是要根本改换一个立场的问题。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首先就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解放军的政治制度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同。由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所以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是依靠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而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制度，则是为了少数人控制部队，其所采取的是依靠特务监视和欺骗蒙蔽的办法。到会军官们不要害怕发扬部队中的民主，而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决心进步。
为了实现改编，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部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各受编的部队中去工作，帮助提高官兵的觉悟，使部队进步，使得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焕然一新。
注释［1］改编，指天津解放后，北平（今北京）二十余万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争取，北平守军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①本文是罗荣桓在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集傅作义所属各受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问题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我的报告，提出四个问题，供同志们讨论参考。
第一，从抗日民族战争阶段到人民解放战争阶段，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胜利的过渡。在短短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长江以北基本解放。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应当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中央所指出的五种恶劣作风，即：“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细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允许的。
第二，从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来说，我们也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做过斗争，如果说没有做过斗争，那也不合乎事实。不做斗争，就不可能有统一指挥，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但是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是不够的，更没有像中央讲的那样全面的提出问题，击中要害。我们回忆一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来自华北、山东、华中、陕北各个地区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组成的，干部来自更多的方面。进入东北后，当时的情况是各有一套班子，自立门户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想创立新的山头，有的还想搞“码头”。同时，在进入东北初期，东北党的领导对政治方针上发生了争论。争论什么呢？在敌我力量对比方面，有的估计敌强我弱，有的反过来估计敌弱我强，产生了究竟以准备和平为主还是以准备长期战争为主，是争取控制大城市还是控制中小城市和依靠广大农村。这都是由于分析敌我力量不同所产生的。认为敌人力量弱，则幻想和平多一些，因之就认为以夺取城市、控制城市为主。而那时实际上是敌人强，我们弱。我们从山东、华北来到东北，是从战场上转下来的，没有经过休整。有的还把武器留下了，准备到东北补充好武器。当时我们在东北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只有苏联红军一个时期的掩护。而国民党却无论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强过我们，而且伪满［1］的一套组织都还存在。
我们是处于劣势。我们的正确方针应当以准备战争为基础。要准备长期的战争，当然要把大城市放弃，尤其是长春路沿线城市；要依靠农村，以农村为我们的立足点，包围城市。这是明显的两个不同方针的争论。在如何组织力量的问题上也有争论：究竟是照顾山头，还是克服山头？有的主张平均主义的照顾。那种照顾法，不仅愈照顾山头愈多，而且又会出现“码头”。如果山头林立，不用敌人打，自己就垮了。这个争论是政治上、组织原则上的争论，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反对不正确的方针，把正确的方针建立起来。事实上，错误的东西已给了我们许多损害，虽然只是半年时间。撤出长春，我们到了哈尔滨，那时思想多么混乱，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也就严重起来，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党的领导不统一，必然要产生无政府、无纪律现①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野战军南下前于北平（今北京）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刊载于一九八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军史资料》第七期。
象。那时有的人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和收缴来的武器看成是自己的，不去充实、补充主力，结果在敌人进攻下面散的散了、叛的叛了，给了我们很大损害，给我们的斗争造成了很大困难。只有当东北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以后，这场争论得出了一定结论，东北局领导取得一致，真正贯彻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战略指示［2］，才把东北地区全党全军团结起来，建立了统一集中的领导核心。我们有了力量，才阻止和打垮了敌人的进攻。
自“七·七”决议［3］以后，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使分散的东北各解放区很快连接起来了。
夏季攻势后很快打通了东、西、南、北满［4］的联系，并且依靠城市和铁路交通的便利，给我们造成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客观条件，使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向统一集中。但是不是说有了东北局的正确领导，有了很好的客观条件，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就全部克服了呢？并没有，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在军事指挥、后勤对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等方面，各自为政现象很多。各军区、各纵、各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们江，西到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还各有搞生产的一套，各自生财有道。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行不通，特别是调武器、马匹行不通。
如一九四七年缴获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三千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要不出来，他们自己却可私相授受。还有虚报、多领、少交的现象。经过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了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某些克服，但还很不彻底。我们军队产生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一是经验主义，只相信自己的一套；一是本位主义，由于过去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游击习气相当浓厚，只要有空隙，本位主义就出来了。
第三，中央提出反对党内的五种恶劣作风，又严格批评了我们不作综合报告，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推动，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但我们在攻势作战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事前不请示的，如打沈阳处理敌军五十三师起义［5］的问题，有的领导同志不经请示就轻率允诺；辽西战场上有的单位擅自决定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锦州外围的紫荆山，打下来又丢掉了，这个单位爱面子，隐瞒起来，到再次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决定撤销某些指挥机构的命令，拖延不执行；有的为避免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还有延迟了对锦州飞机场的控制等。这次会议上，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如对敌军五十三师起义问题作了结论，当事同志写了声明书；私自没收俘虏财物的，军党委作了决定，军分会同意了这个决走；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做了检讨。但还有个别同志没有检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很好地做一番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