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准备继续作战准备几年的艰苦奋斗，为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以适应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从组织上保证集中统一，克服组织上的散漫现象和游击习气，七八两月内野战军按照参谋会议所制定的新编制表，实行了整编。使我军在组织机构上有了一个比较适合于目前装备和战术要求的统一标准，纠正了许多组织上的散漫现象。整编的结果连队的人员更加充实了，机关内的人员，尤其是勤杂人员大大减少，但必要的机关工作人员，则得到了充实。由于大批地减少了乘马与驮骡，普遍建立纵、师两级的运输大队（每个纵队六百辆大车）。这些运输大队能负担战场上一百二十里纵深内的运输。
此外，还缩减了约七千匹马，分给地方群众进行生产。这是一个很大收获。
这将使军队的指挥和工作进一步的正规化。这次整编，一般的都执行得比较坚决和彻底。但也还有不少的缺点，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对战争巨大消耗和长期性认识不足，以及由于二线兵团的连续建立，部队的人员相当充实，因而比较普遍的产生了精兵主义的倾向。对新战士要求个子整齐，体格完全强壮，体格稍弱或稍有小病即拒绝接受，甚至对伤病痊愈归队的亦是如此，而且实行过分的洗刷（四纵三个月内洗刷二千四百多人，其余几个纵队均在三个月内洗刷一千多人）；甚至把只有一点气管炎、胃酸过多的都加以洗刷。对那些为达到退伍而装病的，也未能检查发现出来。这一方面减少了部队的人员，另一方面增加了地方上对退伍军人的负担。最近我们已通令一律停止洗刷，并将已经洗刷的集中起来重新检查，把可以服务的再送上前线。由于东北的种种原因，梅毒相当普遍，我们正在设法进行群众性的医治。整编中的另一现象，则是新编制所规定的马匹、警卫、勤务人员较紧，营级干部由一人一匹马，减到两人一匹马，引起了一部分干部之不满，甚至发出怨言。整编中充分证明了自上而下以身作则的作用，哪一个纵队或师首先自上而下的表示拥护新编制表，不是提出许多困难，而是设法克服困难，并精简马匹、警卫人员，从自己做起，这个纵队或师就做得好些，也就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如一纵、三纵、五纵等）。哪个纵队或师由于负责干部没有抓紧这点，那就做得不很好或者不断的提出困难（如二纵、十纵等）。
（四）根据两年来的经验，像东北我军现时所具有的装备（每个纵队平均三万八千多人、马四千七百余匹。一、二、三、四、六各纵是四万三千人，主力纵队，迫击炮每团六门，六○炮每营九门），如果没有比较固定的火车、汽车运输的补给线，几十万大军集中作战，是比较困难的（冬季攻势我们是在有铁路和汽车担任补给的情况下作战，动员了民夫和民马达到两兵一夫一马）。预计部队南下，完成新的作战任务时，由于运输线延长，铁路又只能到阜新，汽车目前数量有限，以及热河、辽西之山地和村庄稀少，运输将会发生更大困难，粮食的集中以及加工，都将成为极大的问题。因此，在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七月，子华［2］同志来哈尔滨时，东北局就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种具体问题，随后高岗［3］同志亲自到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黄克诚［4］同志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由于今年东北是五十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的铁路直到最近才完成。还由于热河和辽南去年欠收，沈阳周围的粮食又在冬季攻势中几乎全部吃光，加上土改中的偏向，因此今年夏季仅仅四纵、九纵和十一纵，以及杨罗兵团在辽西和热河行动，粮草就已发生极大困难。
因此，秋收前在铁路运输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东北主力是无法南下的。现在到阜新的铁路已通，从阜新到北票、朝阳之公路正在修理，并准备改善通辽阜新间之汽车路；同时我们己由北满经铁路线运送四十万人、八万匹马、将近半个月用的粮草，囤集于阜新、彰武、新立屯之线，只要辽河水位退到可架桥的情况，部队就能出动。估计大军进入冀热辽边区后，原有的两兵一夫一马是会大大不够的，这是我们需要在将来解决的最大困难。目前我们已将部队中不必要的马匹减少，甚至将来还必须改变部队装备，大量减少马匹。
现己大批制造碾苞米、碾小米的轻便机器，以解决粮食加工问题，以及动员大批民夫修补冀热辽边区的道路。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后勤干部，对于组织这样大的兵团集中行动与保证供给，还很缺乏经验。
这就要求我们很好地摸索经验，很好地学习新的东西，并希望中央军委从各方面多多给我们以指示和帮助。行动准备的另一工作，已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分开，以便各专其责。野战军指挥机关准备在新的攻势开始时向南面移动。
注释［1］南满，指当时长春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现丹东）、通化、临江、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2］子华，即程子华，时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第二兵团司令员。［3］高岗，时任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4］黄克诚，时任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
二十三章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①
内容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一、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二、两月来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三千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新第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外，均以酒面［1］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混，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这一万零四百七十一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军占百分之三十二，军官占百分之二点三，带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2］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三、围困情况的初步经验：
（一）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提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发现每人存粮不足三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四十五斤），即强制赶出。
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将其押送出来，并对市民进行欺骗说：
“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入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大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①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