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在这一两年间，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实行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这种运动在我们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苏维埃内战时期我们党也执行了土地改革，但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中央苏区也不过三百万人口，加上全国各地的苏区最多时一千多万人口；现在我们这个土地改革，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土地上来搞，形势浩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而且大部分完成了土地改革斗争，消灭了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了封建半封建的政治统治，这就给我们新的人民革命高潮奠定了雄厚基础。在蒋管区表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形势，在蒋管区城市展开了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7〕，美帝国主义采取扶助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政策，蒋介石又公开出卖内河航行权〔8〕，再加上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的结果，造成了高度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把整个蒋管区人民放在死亡线上，这一点激起了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更加高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蒋介石特务警察屠杀之所能阻止的，这是阻止不了的。以上完全证明我们党已经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间，依靠我们新的强大的力量和已有的成就，我们完全能够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第三、我们党处在这样新的革命高潮形势下，要准备争取全国胜利，对许多问题都应有新的提法、新的看法、新的作法。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党要更加统一，更加集中，要消灭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的没有纪律或者无政府主义状态。我们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解放区包括一万万六千万人民，许多解放区今天都连成了一片。例如，晋冀鲁豫、晋察冀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东北从去年夏季攻势以后，东西南北满完全连成一片，而且与冀热辽也联系起来了。现在我们的根据地是五大块〔9〕，每一块都具有国家规模，尤其我们东北，不仅有广大的乡村，而且有许多城市，有工商业，有铁路运输，已是国家规模了。我们还要立即走向全国范围的胜利，今天我们党更需要强调统一，强调集中，强调统一执行政策，要有统一纪律，这是非常需要的。这不是说我们党目前存在着不很统一，不很集中，不是这样说法，而是说我们党某些部分存在某种不统一的现象，但不是全般如此。今天为什么提这问题呢？因为今天需要高度的统一集中。我们过去长期处于农村中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采取适当的分散发展的方针是对的，给地方更多的自治权，军队也一样。军区、军分区有更多自治权，这对不对呢？是对的，而今天就不行，如果今天还这样办，那就错了。我们现在要完全改变过来，现在地方不能要更多自治权了，军队也如此。要强调统一集中，特别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更需要统一，你说你的对，他说他的对，各有各的讲法，那不像话，那是不行的。今天要求是，要更加统一，更加集中。要克服一九三九年的作法，那作法过去是对的，但有些作法过去也有不对的。基本上那时采取分散的方法是对的。但我们有些组织突出特殊，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否认党的基本统一那是错误的。只有这样改正过来对党才有利，对革命才有利，不改正过来，对党有害，对革命的需要也是有害的。现在我们要从各方面，很好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消灭仍然存在着的某些不讲纪律，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我们要很好的检讨，来一个自我批评，特别是要克服一些坏现象。
中央曾经指出，我们党还存在最坏的作风。什么坏作风呢？第一种作风，地方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作风，非常恶劣。这东西有没有呢？我想我们党的某些组织里、或者程度上的不同，多多少少是存在一些的。因为我们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中，过去自治权比较大，很可能造成这种现象，但也不是有意的和中央闹独立，有也是个别的。一般的说不是与中央对立、也不是搞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过过去地方自治权比较多，没有看到今天形势给地方自治权缩小了。狭隘经验主义要改正过来。什么叫地方性呢？就是我们这地方一切问题以地方为中心。例如土地改革政策，可能认为中央的上改政策对我们这地方不大合适。毛主席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谈到某些地方发生左的现象，还有工商业政策问题。有人说这不过对外作宣传而已，不包括我这地方在内。这现象是有的。毛主席讲从群众中来，但还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不要忘记，地方上的政策如果与中央的政策相对立，那就是否认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分散，过去也不能存在。今天如果与中央的政策相对立，那就是否认党的领导，更不能存在。所以党一再地指出，反对地方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这种作风是不好的，全党要彻底批驳这些东西。
还指出第二种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这种现象可能是不自觉的。一部分因过去搞惯了。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管自觉不自觉都有独立王国的现象，这是不好的。这不仅对中央及中央委托的中央局都是或多或少的有这种现象。既不向中央请示，又不作报告。我们军队有没有这样现象呢？主要应该服从统一指示，我们说指示作战的命令都服从，但在集中使用人事调动上就都不行了。甚至于自己处理完了就算啦。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是最坏的，我们要批评。我们说一切命令要执行，执行统一命令，那个地方只有作战命令执行，而其他命令不执行，作战结果报告，其他命令执行的结果不报告，这是不能允许的。
第三种作风，只报告成绩不报告或者少报告错误缺点。我们军队在内部或在党报上只报告成绩，至于缺点总是报告得少。昨天我们有个学校汇报，那个学校在领导上很糟糕，学校教育是中心，但他把教育忘掉了，报告说还是有成绩的。成绩在哪呢？就是每个人分半斤炸药，究竟爆破动作合乎不合乎战术要求呢？没有注意。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例子呢？
恐怕相当多。
专讲成绩，不讲缺点。军队中好胜心很强，也就多讲成绩，少讲缺点，我在军区会议上说要批评这东西。我们今天要报告成绩，同时要讲缺点，只有发现缺点，才能知道成绩是实际的。这种作风在全党要批评，反对假报告。
土地改革运动总结中提到也有假报告。：假报告是党性不纯，没有自我批评的勇气。
党中央指出：第四种作风，对于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不反复考虑，不采取慎重处理的态度，粗枝大叶、草率的处理问题，有些自以为是，这是对党对人民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处理问题，一定处理不好，而且只有危害革命事业，不会得到好的结果的。
还有对于中央的文件，对于东北局的文件很少研究，有些文件关系自己利益的还看一下，关系全党的事就很少看。比如土改总结看的人很少，研究的更差，所以作起来，往往与中央或东北局规定有出入。比如我们队伍对于城市政策，东北局、总政治部已有决定，我在政工会议［10］、司令部会议［11］上也特别讲过，但在我们进城后，还是搞不好，最近才比较注意些。很长时期城市政策没有搞好，还有没收政策，根据中央和东北局批准过的，奖励过的，如何如何，但我们执行起来往往是违犯政策，不去执行统一的政策，不去执行统一的纪律。除此而外，各方面工作中类似的情形还多。比如我们在许多生活制度上，有些无政府主义状态，有许多制度等于不规定一样，甚至于比不规定还更坏。你规定了这个东西，他打埋伏更厉害，他的假报告打得更厉害。他有些问题真正不向你报告。本位主义严重的人，在一般同志中相当普遍。本位主义不会有整体观念，政策观念。比如说决定把所有纵队的后方机关都要交出来，但有些本位主义者却把它破坏了一些，破坏的和上交的可能相等，也可能还多；比如有些部队，在司令部会议上讲司令要负责保证，后方要交出来，但在没有人看见时，把什么东西都拿走了，把什么东西都破坏了。所以本位主义者没有整体观念，没有政策观念。
我们应当有法制精神。有些东西规定了的，大家要遵守。现在许多制度，不是战士违犯，而是干部，大致是从纵队司令开始违犯（不是全体）。比如马匹、警卫员的数量定编后不准变动，但有些干部配备马匹、汽车、警卫员，现在还是不按照规定；按照规定的是老实人，而老实人被认为是最吃亏的，——这在部队中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许多制度不能很好地执行，就是干部不遵守。比如现在规定总司令只能用四个警卫员、一辆汽车，但有些干部来哈尔滨治病，还要带四个警卫员，并且用火车运来三匹马（笑声），还有小伙房。有的干部在哈尔滨休养，把老婆、娃娃、保姆、奶牛都接来了（笑声），如果不给接来，就不高兴（笑）。他们对后方不满意，但为什么不对自己不满意一下？比如用汽车的规定，现在被有些机关破坏得差不多了。有人有两辆汽车，拿一辆放在齐齐哈尔作生意，每月可收入三十万。上行下效，养成官官相护。这些现象如果在党内不加以严厉批评，那就不行。我们党内有的同志现在有一项“法宝”，叫“打通思想”，不管错了什么事，首先要给他打通思想，不打通思想，就叫“不懂得干部政策”。我们说打通思想是要的，但不能因为你少数人存在妨碍党的利益，党不能一切事情都忍耐。所以要批评这样的现象，要强调集中纪律，特别要统一执行党的政策，要严守政府的一切规定，要求大家提高觉悟，要有法制精神。有些问题要从干部思想上谈清楚。谈清楚以后还说搞不通，必要时要采取纪律制裁。如果不采取纪律制裁，我们几百万党员的党、这样大的队伍，先锋队，组织松懈，要领导一万万六千万人民，将来还要领导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行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党内发动学习中央重印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及《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以及党的领袖毛主席及几个重要首长的文件、指示。党内要开民主座谈会，要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自下而上的批评，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这里党的各级组织要更密切的联系群众，首先取得党员干部的联系，只有我们党从组织上走上这一步，才更能发挥我们的力量，更能使我们前进，也就是使我们党完全有保证争取全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