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的路程。这又与我们有不少的人认为我们已经百事大吉了是不相容的。这种想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警告我们的将在政治上犯极大的错误，这种想法，在继续要走过曲折道路的历史中，是会颓丧自己的勇气而走到另一方面，就是百事不能如意，灰心起来了，这对我们领导干部是更应该警惕的。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二十四年来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是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特别总结了最后八年抗日战争史，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是最清楚不过了的。这个方向是唯一的胜利的方向。他完整地规定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指出了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目前的不同任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是“真正适合中国人口最广大成分的要求”，因他取得了与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与数千万手工业工人与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他取得了与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占三万万五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与可能取得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这已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以更大的努力去团结广大的中国人民，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他们赞成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我们就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党的政策是非常具体明确的，我们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是有成绩的，但在实践过程中还有许多缺点甚至错误，因而降低了党的政策的明确性、具体性。由于我们干部的政策水准低（党员绝大多数是抗日时期入党的，他们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也有这种情形），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地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准，特别应该加强时事教育，贯彻全党的整风。以后我们必须从领导机关到所有的干部严格遵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在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中从头到尾都贯彻了这种思想，又给我们极生动的示范。严格的遵守新的党章，实行党员的四大义务［7］，把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相结合起来。
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任务是巨大的，需要我们更加坚强的团结全党，更广泛地团结全中国人民，又必须实行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指出的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如果不能这样做，谁就不能很好的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要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作为我们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一个首要任务。
三、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包含津浦路以东直至沿海七百里绵长的海岸线与陇海路以北跨过胶济路直至河北平原。这里有山东五块大解放区，已在我军胜利作战之下互相打通而联系起来了。这里包括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二十万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五十万民兵与几百万普通的人民自卫武装，已统一组成为一支坚持抗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雄厚实力。这是经过了七年来的苦斗创造出来的！而且有了屹立不可动摇的基础——如泰山之不可拔一样。
山东解放区的建立，开始于一九三七年济南失守。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溃退；共产党即在这一片国土上号召组织人民的抗日游击战，发展人民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掀起了新的生命，成千上万的勇士拿起武器，挺起胸膛，打击敌人弥漫的凶焰，并拥有广大农村以对抗敌占的城市与交通线。因此，当时使国民党某些被隔断于敌人后方的军队如石友山、高树勋等，也得以获得援救；溃散支离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得以获得藏身收容之处。但国民党顽固派并不记忆这些，相反的只要有了喘气的机会，则以沈鸿烈、秦启荣为首，进行反共反人民，阴谋陷害抗战的力量。一九三九年，他们制造了太和惨案，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这是他们在山东罪恶昭彰的起点。
山东是失守于国民党韩复榘［8］之退却逃跑，而又再被蹂躏于国民党沈、秦之为敌作伥，到一九四三年，山东伪军冠于华北各省，已增至二十万人，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由沈、秦的师、旅、团、纵、支、梯队投降的，或者为他们委派之人员所编成的。这是在他们借尸还魂与“曲线救国”［9］谬论策划之下得出来的成果。而山东之出现“无人区”，亦是在这些出自一家的顽伪与他们交织而来的践踏之下所造成的深重灾难。
当东北军进入山东，山东人民曾寄予无限的希望，由于沈、秦的挑拨，扩大磨擦，与东北军的日益参加反共反人民，也就不能不使山东人民归于失望，尤以沈、秦勾结东北军叛将缪澂流［10］通敌作乱，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瓦解，使国特得以乘机从中破坏，而与敌人之诱降相呼应，以致使东北军最后落得个声败名裂，断送了东北军。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山东各解放区是处于敌人残酷“扫荡”摧毁与严重的分割、封锁之下，又是处于国民党顽固派公开投敌、助敌夹击下，而在毫无外援，紧紧依靠农村，不但没有被屈服，而且更加坚强地站立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没有放下自己的武器，而是愈益坚决地拿起了武器，终于变成了唯一的胜利者。
一九四三年山东解放区已从极其恶劣的斗争中改善了自己，击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粉碎了敌人的分割、封锁。因为敌人的分割、封锁，如果没有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相配合与资助，敌人之伪化运动和分割、封锁是难于站住的。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山东各解放区已完全进到新的巩固的发展阶段了，依靠八路军主力、地方武装与人民自卫武装之普遍相结合，既具有坚强分散坚持的能力，又提高了灵活机动的能力，由于创造和发挥了武工队之优势作用，他们成了敌人后方之后方的挺进队。这就使我们具备了广泛开展攻势作战，而能获伟大成果之胜利条件；这就粉碎了敌人的分割、封锁，把敌人打回到城市中去了、打回到主要交通线去了，使敌占城市及主要交通线，日益处在我们包围打击之下了。
敌人已感受到山东各解放区之互相打通而联系起来了的统一作战，将会成为对它的致命打击，尤其因为美军之攻势，突破敌人海上内防线，最近又完全占领琉球岛，逼近敌人门户与中国海岸，已使敌人极度的不安；还由于山东对敌人在防卫本土设施上，对以死守华北，巩固东北基地，争取决战华中，作为这一设施之积极因素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地位。山东是敌人防卫本土与巩固东北基地之内海三角地带的突出部，是敌人死守华北支撑河北大平原的重点，是敌人争取决战华中南北大陆交通的枢纽。如果敌人在这一地区处于败势，而被我们有力地配合盟军登陆作战所突破，敌人将会失掉其东北基地的门户，不能控制河北大平原，使南北大陆交通亦有被截断之可能，就有全面皆溃之势。因此，敌人五月间又开始对我山东各解放区采取重点的“扫荡”，加强沿海线的重点配置，并以六个旅团的兵力与我争夺沿海线，打通沿海线，侵入我邻近沿海线的山区，企图实现其扩大重点区，进行分割我临近沿海线的山区。这还是敌人的第一步，今后敌人将会以更疯狂的“扫荡”进攻我各解放区，首先是沿海地区，但这只不过是敌人迫近于死亡时期的挣扎，而我山东各解放区的坚持，已不同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情况，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各解放区经过了严重的考验而愈益强大起来了。我们将以更加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担负着历史赋予的任务，并坚决完成之。
注释［1］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并由各解放区代表共同开过一次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推选周恩来为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等四人为副主任，并通电全国。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2］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指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二十一日闭幕。大会决定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会议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坚持独裁统治。
［3］克里米亚会议，指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及其外长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至十一结束。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问题，同时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战后世界安排等问题。
［4］旧金山会议，指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有五十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国民政府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卫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青年党）、张君励（国社党）、董必武（中国解放区）、胡霖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出席了会议。通过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宣告联合国成立。
［5］内战时期所制就的“宪法”草案，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又称《五五宪草》。抗日战争前夕，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实行民主、团结、抗日。国民党政府被迫空谈“宪政”，进行“还政于民”的欺骗宣传，并抄袭资产阶级民主同句，宣布了这个宪法草案，以掩盖其反共反人民的、一党专政的涉西斯独裁统治。
［6］法国巴黎与意人利人民起义的胜利，指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巴黎地区“内地军”和爱国军民举行的起义，经过激烈战斗，于八月二十五日解放巴黎和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意大利北部爆发的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起义，起义者解放了许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