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重庆，看到许多关于《残雾》的批评，十之六七是大骂特骂。我不便挨家挨户去道歉，说明我这草稿并没得到修正的机会；批评者得到骂人的机会而不骂，就大大的对不起他自己呀。放下这些批评，我去找懂戏剧的内行谈了一谈。由他们的口中，我明白了戏剧之所以为戏剧。戏剧不是对话体的小说，正如诗不是分行写的散文。我的毛病，据他们说，是过于缺乏舞台上的知识；我只写了对话，而忘了行动。
经他们这一指教，我才开始注意看话剧。看看到底什么叫作行动。以前我爱看旧剧。看了几出话剧之后，我并没能完全明白了什么是行动，但是看清楚了这么一点：我的对话写得不坏，人家的穿插结构铺衬得好。我的对话里有些人情世故。可惜这点人情世故是一般的，并未能完全把剧情扣紧；单独的抽出来看真有些好句子；凑到一处，倒反容易破坏了剧情。有些剧作，尽管读起来没有什么精彩，一句惊人的话也找不到，可是放在舞台上倒四平八稳的象个戏剧。写了一本戏，挨了许多骂，我明白了这一点点。
练习的机会又来了。之的约我合写《国家至上》。题目是指定的（写回汉合作），好在我们俩都是北方人，对回教同胞的生活习惯相当的熟悉，不必临时去找材料。剧中的张老师是我在济南交往四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师的化身，黄老师是我在甘肃遇到的一位回教绅士的影象。其他的人物虽没有这样的来历，可是之的有很多回教的朋友，自不难于创拟。人物的真切使这本戏得到相当的成功。可是久住上海，没到过北方的批评者也许就以为它是江湖奇侠传。题旨是回汉合作，可是剧中回汉的正面冲突，反被回胞自家的纷争所掩，这并非无因：一来是回汉之争写得过于明显，也许引起双方的反感，而把旧帐全都搬出来；二来是北方回教中亦有派别，不尽融洽——作者不敢提出教义上的分歧，而只能从感情失和上落墨。这些费斟酌的地方，自然也不是没有准备的批评者所能了解的。至于回汉通婚，教中自有办法，不可随便发言。我们之所以设一个女角者，多半为烘托张老师的过度的倔强，并不敢使她去闹恋爱。批评者若谓回汉联婚这一问题写失败了，是真不知回教的情形，而乱挑毛病者也。
人物、情节、问题，都从我们俩商议妥了，而后由我详细的写成一个故事，再由之的去分场。场分好，写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全剧写好，拿到回教协会，朗读给大家听。情节不妥当的地方，不合回教习惯的用语，都当场提出，一一改正。因此，这本剧虽没有别的好处，却很调匀整洁——稍微一不检点便足惹起误会，甚至引起纠纷！在写的时候，我们是小心上又加小心；写完了，我们是一点不敢偷懒的勤加修正。宣传剧的难写就在这里——要紧紧的勒住了笔，象勒住一匹烈马似的那么用力。
我写前两幕。之的有写剧的经验，所以担任较难的后两幕。这一回，我有了一点长进：第一，没有冗长的对话，而句句想着剧情的发展。第二，用最大的力量去“捧”张老师，教这一个人支配着控制着大家，以免一律平凡，精神涣散。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这本剧的情调，言语、服装、举动，一律朴素无华，排除洋气。我不十分懂什么是民族形式，假若民族形式是含有顺着本地风光去创作的意思，我想《国家至上》就多少有那么一点样子。自然，住惯了上海租界，以洋服洋话为本地风光者流，一定会惊异的称它为江湖奇侠传。
假若《残雾》是于乱七八糟中偶尔见些才气，到写《国家至上》的时候，可就略知门径，而规规矩矩的习作了。之的有写剧的经验，告诉我不少诀窍；同时，马彦祥与阳翰笙又热心的帮忙，所以这次的习作，虽然没有了不得的成绩，可是我个人的收获是相当大的。可惜，我们必须在一月中写成，以便从速排演，在春季演出。假若我们能多有些时间，再多改两遍，或者更可以减去些宣传剧的气味。在抗战中，一切是忙乱的，文艺作品也极难避免粗糙之弊。批评者只顾要求理想的作品，而每每忽略了大家在战时的生活的窘迫忙乱，假若批评者肯细心读一读他自己在忙乱中所写的批评文字，恐怕他要先打自己的手心吧。
《国家至上》写完，我开始写诗——《剑北篇》。我有没有诗的天才？绝不出于谦虚客气的，我回答：没有。写小说，我不善写短篇；据我看，短篇是更富于诗的成分的。小品文，我也写不好；为什么？我缺乏着诗人的明敏犀利，不会以短短的小文一针见血的杀敌致果。我只会迟笨的包围，不会冒险用奇。我也不会写抒情诗。凡此种种，都足证明我不能诗，那么，为什么要写诗呢？主观的，我愿意练习练习。客观的，我由西北旅行得来的那一些材料，除了作游记，只够作叙述诗用的。游记之难，难在精详，我并没有锐利精细的观察力。好吧，我就以诗代替游记吧。
没有诗才，我却有些作诗的准备。我作过旧诗、鼓词。以我自己的办法及语言和这两种东西化合起来，就是我的诗的形式。形式，在这里包括着句法、音节、用语、韵律等项。大体上，我是用我所惯用的白话，但在必不得已时也借用旧体诗或通俗文艺中的词汇，句法长短不定，但句句要有韵，句句要好听，希望通体都能朗诵。
五个月的工夫，我才写得了四千行。材料早就预备好了，用不着再想。我上了句句用韵的当！因为凑韵脚，一行往往长到二十来个字；否则我早已写够一万行了。因为要押韵，有时候就破坏了言语的一致通俗，而勉强借用陈腐的词藻。因为句句挂韵，不但写着费事，读起来也过于吃力，使人透不过气来。本来我是想熔化新旧为一炉的，但所谓“旧”者是旧诗的神韵与音节，我并不要用腐朽不堪的言语与思想。句句用韵的企图，也就是为使句句响亮，如军队操演，步步整齐。哪知道，韵破坏了一切！不错，的确是步步整齐了，可是只能摆在操场上，而不能作战哪！韵使我失去了笔的自由与诗的活泼！的确，象“绿色千种，绿色千重”那样的句子，设若不是用韵的关系，也许不易想得出来，可是就全诗而言，它使我时时要哭。要哭的时候比得意的时候多了不知多少倍，得不偿失！不要说完全无韵，就是隔句用韵，我也不至于受这么大的罪，而还落个劳而无功啊！
但是，已经写了四千行，不便再改；我一定把这个形式维持到底，不管它给我多少困难。接受旧文艺的传统，接受民间文艺的优点，我都在此诗中略加试验；艰苦我倒不怕，我所怀疑者倒是接受到什么限度才算合适？或更激烈一点的说，新旧化合是否可能？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自己以为《剑北篇》中旧的成分太重了。材料是我自己的，情绪是抗战的，都绝非抄袭古人。就是音节韵律，我也只取了旧诗中运用声调的法则，来美化我自己的白话。在用韵方面，我用的是活的十齐套辙，并非诗韵。这样，取于旧者并不算多，按说就不应该显出那么浓厚的旧诗味道来；可是我自己觉得出来，它也许比“五四”时代那些小诗的气魄大一些，而旧诗的气息恐怕比它们还强得多。我能指得出来的毛病是：（一）韵用得太多。（二）写景多于写事。（三）未能完全通俗。在这三点而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那个无形的，在心中藏着的那个小鬼。明显的说，就是在一计划写诗的时候，我面前就有个民族形式，象找替身的女鬼似的向我招手。她知道我写过旧诗，写过鼓词；用民族形式来引诱我，我必会上套！不论我怎样躲避旧的一切，她都会使我步步堕陷，不知不觉的陷入旧圈套中。说到这里，我就根本怀疑了民族形式这一口号。民族形式，据说是要以民族文艺固有的风格道出革命的精神，是啊，我何尝没这样办呢。可是，我并没得到好处！也许是我的才力不够吧？也许……？反正我试验过了，而成绩欠佳！关于这一点，我似乎没法说得再明白些；除非你也去试验试验，你是不会明白我的。
诗未写完，本不想去写别的。可是，朋友们给我带来很多关于张自忠将军殉国的史料，并劝我写个四幕或五幕的话剧。我答应了，因为材料与问题既都丰富，而表扬忠烈又是文人的责任；我就暂放下诗，而去写戏。啊，这比诗还难写！历史大概永远是假的：目前的事最好莫谈，过去的事只好瞎猜！整整写了三个月，改过五次，结果还是不成东西。宣传剧已经不好写，含有历史性的宣传剧就简直不应尝试。今日的事情顶好留给后人去猜呀！我不愿再缕述所遭受的苦恼与失望；只须说一句话吧，我失败了！
这本剧写完，我拿起《剑北篇》来，希望于两三个月内告成。
我学习了，我并没有多大的成功，但是，我决不因失败而停顿了学习，我将继续学习下去，直到手不能拿起笔的那一天。
笼统的批评理论，对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有试验的热心，勤苦的工作，才教我长进。三年来的成绩毫无可观，但是始终不懈的学习的热诚教我找到许多新的门径——只有这一点是差足自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