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言理之，是非则如彼；以言势之，利害又如此。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皆必能见及之。而不谓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同觉，行人人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人所不忍出之言！职员前此见李鸿章行事不慊人心，尚疑其别有苦衷，代为原谅；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察其心术之幻而得其罪状之真。所谓「臧孙纥虽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且辽东、台湾并割予倭，职员以为穷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愿，亦未尝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则何不迳取辽、沈以索登、莱，迳取台、澎以索闽、厦；囊括席卷，彼岂有所恤而不为！如其始愿尝及此，明知辽东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庄；明知台湾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见。不谓有李鸿章焉，为虎作伥、教猱升木，于是倭不啻取怀而予、操券以偿。盖倭力不及此，而李鸿章之力实及此；倭愿不及此，而李鸿章之愿早及此矣。抑职员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鸿章虽奸，尚不及其子李经芳之甚。李经芳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资数百万借给倭人购船饷兵；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诈险薄，诚不减蔡京之有蔡攸、严嵩之有严世蕃！李经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木腐虫生、霜寒冰至。今日此事，尤为中国一大关键。〔职员悲江河之日下、痛沧海之横流，所为涕泗泛澜而不能自已者也〕。
虽然，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不韪、欺朝廷以其方者，窥见皇上与诸臣畏倭之心，而后藉词保京，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计也；在李鸿章固以为舍己别无他人，舍此别无他策。职员不揣冒昧，窃于此策之外，为朝廷敬画二策。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明为监。不知明之亡，不亡于边患，而亡于流寇；不亡于讳言和，而亡于讳言迁。夫天子以四海为家，何代不有迁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愦纷呶，以至亡国；如早迁都江南，固尚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濊；既非明政不纲、加赋召乱者可比。一统金瓯，处处完善，既无流寇之祸、谨有海邦之忧；又非明之天下糜烂、无地图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开，形势久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迁，更无所讳！宅中极建，莫若太原。五台经累朝巡幸，供列圣御容；行宫尚存，盛轨可溯：其善一。距京师千里之程，十日可达；往来迅速，进止从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马健，风气劲强：其善四。河汾、太岳，表里山川：其善五。平阳、安邑，步趋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来，尤足为万世之业。与其以二百兆借盗齎粮而利归海外，何如以二百兆建都充帑而利在中国：此职员所画一策曰「迁」者是也。又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犯京为虑。不知倭进兵之路祗有水陆两途：由辽、渖进兵，则尚有依克唐阿、裕禄、长顺、唐仁廉在；由锦州进兵，则尚有宋庆、魏光焘等在；由山海关进兵，则尚有刘坤一及余虎恩、熊铁生等诸将在；由津、沽南北进兵，则尚有王文韶、聂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内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诸臣亦莫不在。倭兵未必尽如神鬼，我兵未必尽属疲聋；何至听其犯京，不能一战耶！且职员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请举近日军务证之，以释朝廷之疑虑。一曰倭人不能攻坚。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坚也。惟旅顺、威海可谓之坚，然旅顺之失，以守将争逃；威海之失，以援兵隔绝。且一由皮子窝、一由落风港，皆乘虚而入，近于鼠窃狗偷之所为。盖其兵饷最重、精锐无多，护惜锋鋩，每虞损挫；肉薄攻坚，断无此事。观于聂士成之守坚，而彼不敢犯岭防；裕禄、徐庆璋之守坚，而彼不敢扑辽、沈；唐景崧、刘永福之守坚，而彼不敢争台湾。况于畿辅、关津为我最坚之地，而彼敢轻于尝试乎？此其不足虑者一。一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国鄙远，糜饷老师；多一日则多一日之粮，少一兵即少一兵之用。
倭至今日，黔驴之技已穷、骑虎之势难下；左支右绌，外强中干久矣。夫以中国之地大物博、饷足兵多，而尚以旷日持久为患，何况于倭！观于其弃威海而不守、攻台湾而即退，则不能持久，确然可知：此其不足虑者二。一曰倭人不能疾驱。考倭陆军之制，皆用德国陆操新法；步武整齐、纪律严肃，固有足多。而辎装繁重，军行甚迟，以之持重则有余、以之疾驱则不足；视中国之卷甲衔枚、一日夜可行数百里者，实有长短优劣之殊。观于此次牛庄之战，倭由间道甫至牛庄，曾未多时而李光久闻警后发之军亦已踵至。吴大澂由田庄台退至双台子，亲军仅数十人、相距仅数十里，若使倭能疾驱，非但我军噍类无遗，而宁、锦亦恐相继不守；倭竟不能。岂独于京师能插翅飞入耶？此其不足虑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以无援之军、不继之饷入最深之地、犯极厚之兵，此必有进无退、有死无生而后可·抄掠剽忽不顾其后之贼或能为之，而倭人不能出此。如其出此，则必用全力掷孤注；而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抵御于前，聂士成、曹克忠可以合围于左右，刘坤一率诸将等可以追蹑于后，兜剿夹击，可以收聚歼之效。且彼之兵力有限，既以全力犯我，其后路必空虚；独不畏人取朝鲜、袭广岛耶？观于其得荣成、文登而不敢深入山东，得海城、牛庄而不敢深入奉、锦，又何能越过关津畿辅而深入京师！此其不足虑者四。魏光焘坚固不摇、李光久奋勇尽战，牛庄虽败，而杀伤倭寇亦足相当；倭见湘军人人敢死，竟不敢再过雷池一步。诸将余虎恩、方有升等一闻议和，皆痛哭坚卧，不肯起食；可见将士皆有死志，并非军心瓦解、势不可为。且宋庆、聂士成又皆倭人所畏，而丁槐一军队伍已到、唐仁廉一军枪械已齐，皆可与倭一决。倭人情见势绌，已成弩末；我即不与之战而但与之坚持，再阅数月，彼力断难支久！然后再言和议，自必易于转圜：此职员所画一策曰「守」者是也。总之，以迁为战之地，能迁则不战而已可屈人之兵；以守为战之地，能守则不战而已可制人之命。迁与守虽非上策，而不失为中策；赔偿、割地非但为下策，而且无策。
伏查光绪六年（即庚辰一役）崇厚亦以头等全权大臣使俄，擅与俄国约定画押，让地一、二百里尚非割地，且系边外之地。经廷臣交章论劾，皇上赫然震怒，立将崇厚拿交刑部治罪；其与俄所定之约虽已画押，仍行更改。俄人终亦俯首帖耳，就我范围。今昔相衡：以敌言，则俄更强大于倭；以事言，则让地尚非割地，边地尚非要地，一、二百里之地尚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鸿章卖国之罪，尚为崇厚所无。而以定约言，一系擅许、一系请旨，擅许者至拙而请旨者至工。是李鸿章卖国之术与其误国之心，较崇厚尤为加倍。惟有仰恳皇上天威独断，上思列祖列宗、下念薄海臣民，照崇厚例将李鸿章拿问治罪，并撤回李经芳革职严办。一面严饬王文韶、刘坤一妥备战守，奖励裕禄、唐景崧、李秉衡等以安人心；一面明降谕旨宜示中外，奉皇太后銮舆西幸，命恭亲王等留守京师。如战而不胜，赔款、割地尚未为迟。战而糜款，犹胜于和而赔款；战而失地，犹胜于和而割地。如因迁与守而致贻误大局，请先诛职员以谢天下！职员不胜迫切之至。为此禀呈，伏乞代奏施行！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
二品顶戴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禀：为敬筹战事六条，仰恳代奏事。
窃职员于本月初二日披沥上书，本月初四日荷蒙代奏在案。现闻和议要挟太多，碍难照准；圣意振厉，薄海同钦。惟一经决裂，必有战事；且距四月十四日之期已为迫近，尤当力争先着。不揣冒昧，敬筹事宜六条，伏陈于圣主之前。
一曰加兵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与其重悬赏格，不如普加兵饷。湘军口粮每名每月四两二钱，各军皆然；夫以四两二钱之银而欲赡其身家、赚其性命，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论者皆言今日之兵不可恃；而其不可恃之故，实在于此。为今日计，惟有暂将关内外防剿各军月饷普加两倍，俟战事毕后，再复旧章。所有赏格，仍另行核给，不在加饷之内。加饷一项，以每名每月银十两计，目下大军约十数万人，一月不过百万，一年不过千万、不过万万；较之以二万万为敌人充饷者，其利害得失果何如耶！拟请皇上天断，一面敕下户部，一面电谕各路统兵大臣转谕兵勇一体知悉，必将欢声如雷，感泣奋舞而争求效死矣。兵勇既食重饷，谊不忍逃、势不能逃，夫然后将可以死战责兵、帅可以死战责将、国可以死战责帅；譬之廉俸优而后可以责官之廉节、恒产裕而后可以责民之恒心，其理一也。